4年前轰动全国的湖北“副局长雇凶杀局长”案竟然是一桩冤案（《北京青年报》报道）。去年年底，这起当年闹得沸沸扬扬的买凶杀人案静悄悄地在红安县人民法院重审，并以被告犯罪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为由宣判被告无罪。目前，已被关押了一年的副局长刘兴海终于恢复了公职、党籍和职务，并于近日申请国家赔偿。而涉嫌造成这起冤案的原工商局长涂胜国，至今未被追究法律责任。

　　冤案，古今中外均在所难免。通过“百度”搜索引擎，以“冤案”为关键词即时可得40000余条记录。就近些年媒体披露的多起冤案看，一般不外乎以下特点和规律：被冤者以及家属锲而不舍地四处鸣冤，而得以重见天日的机会、途径却每每显得偶然；对冤案制造者一般没说法或根本没打算追究，不追究的理由则往往是当时负责此案人员以及干预此案的领导要么已调离、要么已退休、要么已不在人世；受冤者申请国家赔偿。

　　为受冤者平反昭雪体现法律公正和社会公正，此自不待言，而如何认定制造冤案的“行为主体”以及如何看待、对待他们，则是至今尚未解决的一大社会难题。以“副局长雇凶杀局长”案为例，原工商局长涂胜国策划、操纵了制造假罪证的全过程，毫无疑问是冤案制造者之一。然而，案子是法院判的，借以判案的证据是有关法官采信的，而该案件情节并不复杂，难不倒如今已很科学完善的取证手段和程序。依据事实不清、前后矛盾、漏洞百出的证据就判了一个人的罪，有关法官难道就不应被列入冤案制造者名单？甚至可以认为，当年审理判案的法官才是该冤案的第一制造者。

　　从广义上不能排除这样的情况：在个别案件审理中，法官确已做到了秉公执法并尽到了自己作为一名神圣的人民法官的职责，但由于证据的获得和采信受到当时某种不可逾越的客观条件的限制，因此形成了错判、冤判。这类冤案，法官也许会受到良心自责，但不应承担直接责任。问题在于，多数情况下冤案的形成都与法官未能认真履行责任有关。要么是不负责任、草菅人命，要么是私心作怪、贪赃枉法或凭人情判案，要么是屈从于某种权力干预而违心判案。凡冤案，从酿成到真相大白之时往往旷日持久，当时审理办案的法官或提升、或调动、或改行、或退休，于是，时光的流失冲刷了他们的责任。反过来说，正是这种冤案的发生、发展规律，弱化了对法官责任的硬性约束。

　　据说在某些银行，除对信贷人员实行“第一责任人”制外，还实行一种终身责任追究制度。这是因为，信贷人员的工作质量往往不能即时评价，一笔银行贷款放得是对是错，往往需要数月、一两年甚至更长时间才能知道。呆、坏帐一旦形成，只要认定“第一责任人”，无论此时该人员已提升、调离或改行，都难辞其咎，直接的“惩罚”是责令其负责该贷款的清收。这一制度，明显加强了对信贷人员的约束力度，增大了其不负责任或假公济私的“风险成本”，即使放贷之初受到某种领导指令的干预或其它干扰，该信贷人员也会多一份坚持原则的自觉性。诚然，银行信贷员与法官在职业性质上迥异，但“道理”和行为规律却有许多共通之处。既然对银行信贷员可以实行责任终身追究制度，对法官当然也可以实行。银行信贷员的工作对象是“钱”，而法官的工作对象是案件当事者的“人”，人的命运、人的尊严、人间正义其份量之重永远高于“钱”。

　　大凡冤案的酿成，往往都隐含着以权力干预为特征的“背景”。而实行对法官的责任终身追究，实际上也是对这种权力背景的追究。假如借此能够对那些喜欢干预司法者增加一种“风险成本”、一种监督、一种约束，对于加快司法独立、维持司法公正，将显示出重要的现实意义和长远意义。

　　“国家赔偿”自有其复杂的内涵，但相当一部分履行的国家赔偿，实质上是国家在替某些不负责任、素质低下乃至贪赃枉法的法官“埋单”。用于国家赔偿的钱是哪来的，不也是纳税人的贡献么？让纳税人间接为某些不良法官“埋单”，实乃大大的不公平！来源：人民网 2003年6月0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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