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5日，世界环境日。

　　寒冷的西藏可可西里无人区，这时也该温暖起来了。

　　可可西里的藏羚羊也怀上它们的新一代了。

　　然而，一个寒冷的消息从那里传来：大量怀孕了的藏羚羊被掠杀！据中新网5月17日消息，日前执法人员在可可西里无人区打掉了两个疯狂盗猎藏羚羊的大型盗猎团伙，执法人员在现场清点发现，此次盗猎分子又猎杀藏羚羊712只，其中公羊不足十只，其余全部为正在怀孕期的母藏羚。

　　杀一头等于杀两只，死一只等于死一双。可怜的藏羚羊，命运就是这么悲惨。保护藏羚羊的行动，已经进行了很多年，大事也出了不少：索南达杰在与盗猎团伙的枪战中浴血牺牲；杨欣出书筹款建造保护站；野牦牛队几经波折最终解散；有志愿者不幸在无人区身亡……然而，道高一尺，魔高一丈，藏羚羊还是成百上千地被掠杀。

　　一个严峻的问题摆在我们面前，那就是：我们能够拯救藏羚羊吗？

　　在非典袭来的时候，我们听到了政府的坚定声音：我们一定能够战胜非典。但是，我们能够听到同样坚定的声音吗？“我们一定能够战胜盗猎者”？

　　SARS病毒尽管厉害，但我们能预防，可是，盗猎者比病毒还厉害，他们神出鬼没，他们游移不定，他们打一枪换一个地方，让你找不胜找，让你防不胜防，我们拿他怎么办？

　　新华网5月14的报道说到这次反盗猎巡山队返回格尔木的情况，其中一些数字能否给我们以信心？14名反盗猎队员，4辆盗猎用车，9名被抓获的犯罪嫌疑人，700余张缴获的藏羚羊皮……可可西里管理局局长才嘎介绍说，“由于巡山车辆受损严重，管理局将在这几天进行维修，以便尽快组织下一步的巡山反盗猎工作”。在下一次巡山反盗猎开始之前，是否又出现了大批怀孕的藏羚羊被盗杀？

　　保护藏羚羊，我们政府投入的人力物力都是捉襟见肘、可怜巴巴的。如此这般，我们是否一万次强调客观理由就行了：可可西里太大，盗猎者太多太猖狂……不能不说政府没有出力，但这些年来，我们看到的更多的是民间人士、志愿者、非政府组织的种种努力——其实力量有限的努力。有一个人为藏羚羊夙夜忧叹，他甚至为了保护藏羚羊、禁止藏羚绒非法贸易，在1998年10月致函英国首相布莱尔，布莱尔首相还写了回信。他是自然之友的会长梁从诫，而自然之友是非政府组织。我们有哪个高级别的政府官员，能像梁从诫那样，真把藏羚羊看成是自己的亲人、中国的宝贝、人类的朋友、地球的尤物的？

　　当然，环境保护是每一个公民的责任。但是，环境保护是基本国策，作为环境保护战中的重要战役——可可西里藏羚羊反盗猎战，首责当然系于政府。在责任制度层面上，环境保护必须从片面强调公民责任向强化政府责任转变。梁从诫在给布莱尔的信中有这么一段话：“‘自然之友’正在开展一场救护这种珍贵而稀有的动物的运动。我们正在敦促并支持政府加强对藏羚羊的保护和对盗猎活动的打击。与此同时，我们也吁请全世界珍爱野生动物，关注环境的人们来共同制止藏羚绒及其制品的贸易。”（见《梁从诫文化随笔——不重合的圈》一书259页）政府本应不需要“敦促”，但政府责任不到位，非政府组织不得不“敦促”，这些年来，政府对藏羚羊的保护是加强了，但大量藏羚羊被掠杀的严峻现实说明，政府仍然没有尽职尽责。

　　保护藏羚羊这些野生动物，能一阵风吗？4月10日零时至20日零时，国家林业局在全国范围内组织了代号为“春雷行动”的严厉打击破坏野生动物资源违法犯罪集中统一行动。“春雷行动”很快“宣告结束”，我们看到报道喜滋滋地说：“在短短10余天内，全国森警系统共出动警力17万余人次，查处各类破坏野生动物资源的案件9000余起，其中刑事案件300余起，清理宾馆、饭店近7万家，收缴野生动物93万余只（头），其中国家重点保护动物4万余只（头）。”（见5月2日《人民日报》）这些数字充满了“政绩味”，但在“政绩斐然”的背后，如此庞大的数字却是多么的触目惊心！有“行动”比没“行动”要好，但是，如果行动过了事情也就结束了，非法猎捕、杀害野生动物，非法收购、运输、出售、走私野生动物及其制品的违法犯罪活动不会卷土重来吗？一个令人痛苦不堪的现实就是：这回猎杀藏羚羊712只的特大案件，就发生“春雷”滚过之后！

　　保护野生动物，注定是一场持久战。

　　或许，它比抗击非典所需的时间要长得多。

　　“春雷”滚过之后，我们能够时时刻刻“于无声处听惊雷”吗？

　　拯救藏羚羊，迫切的是投入，投入人力物力。

　　国家能制定一个拯救藏羚羊的“亿元计划”吗？

　　如果没有足够的重视和充分的投入，我们能够最终拯救藏羚羊吗？

　　（作者系浙江《都市快报》编辑主任）来源：人民网 2003年6月0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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