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务院总理温家宝28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部署2003年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就业的有关工作，这个会开得及时，再一次体现了新一届政府的务实、勤政和负责的新作风。

　　由于扩招，本届大学毕业生就业难问题已经成为本届毕业生烦恼的问题。

　　由于连续几年的扩展，可以想象在今后大学生就职难将继续下去。

　　更是由于“非典”疫情的冲击，使整个社会当今就业形势变得更为严峻，因而使200余万的大学毕业生就业尤如雪上加霜。

　　而使我更担心的是，我们社会还有“贯彻危机”这样一个“社会传统”，即不管你中央的决心如何大，对问题的关注是如何重视，作为“中间执行层”的领导来说，他倒也不是故意对抗，但对自己无利的事，就是“置之不理”，就是“不予理睬”，就是缺乏主动性、创造性，不拨不动，有时拨了也不动。像大学生毕业就业这类“软任务”，他用一句话就可以将自己开脱得一点责任都没有：“市场经济，择业自主，社会没有人要，我有什么办法？”所以，大学生毕业即失业，在社会转型期的今天，在“非典”疫情越来越显示其对社会（不仅仅对人的生命安全）的“厉害”的今天，就已经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若是我们的社会不是高度关注这个问题，不从现在起认真重视它、解决它，那么，它就可能成为一个不大不小的社会问题。

　　这可不是杞人忧天。

　　我是研究青少年犯罪“起家”的，我只知道这样一个事实：八十年代初期的青少年犯罪高峰的发生，就是出现在70年代末期几千万上山下乡青年返城后“待业”（实际就是失业）这一背景基础之上的。从犯罪学意义上说，失业与犯罪从来都是“恋生姐妹”。

　　“没有文化青少年”的犯罪因为“没有文化”，因而常常用“拳头”、“身体”等暴力方式来发泄其对社会的不满，触犯了法律我们可以用“严打”去解决。

　　而“有文化青年人”一旦其自身生存问题受到威胁之后，其对社会的不满或反社会的方式就要远远比“没有文化青少年”复杂得多，“高明”得多。

　　举一个很不恰当的例子，二十世纪初期为什么中国出现了那么多的思想家？主要原因当然是当时根深蒂固的社会矛盾，但是也有这样一个“次要原因”：当时的“有文化的青年人”也处于“失业”的威胁之中，当时“大学生就业难”也是一个“不大不小”的社会问题。之所以这样说，决不是我要将过去的“旧中国”简单等同于现在改革开放的新中国。而是说，任何时代、任何社会、任何阶层的失业都会给社会自身带来“麻烦”。

　　我的“直感”告诉我：这个社会问题正在蕴育过程之中，幸好中央领导同志从今年年初就开始“高度关注”这一还没有成为社会问题的问题，如今温家宝总理又将它送到国务院会议上作专题研究、讨论，关键是“中间层”的贯彻执行，决不允许产生“中间梗阻”现象。

　　为此，我建议，各个高等院校的“第一把手”，要像温家宝总理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专门研究部署2003年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就业问题那样，立即召开院务会议，认真地、全面地落实、贯彻国务院常务会议的精神，一个系一个系、一个班一个班地进行研究，在这个问题上不要再做官面文章，决不要掉以轻心。

　　（作者为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来源：人民网 2003年6月0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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