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续两周来，就孙志刚案（大学生孙志刚因没有携带证件上街，被送进广州收容遣送站，几天后“蹊跷”死亡，后经法医鉴定乃毒打致死），已有两次“上书”：

　　5月16日，许志永、俞江、滕彪3位青年法学博士，以普通中国公民名义上书全国人大常委会，要求对《收容遣送办法》进行“违宪审查”；

　　5月23日，贺卫方、盛洪、沈岿、萧瀚、何海波5位法学家，同样以中国公民的名义，联合上书全国人大常委会，就孙志刚案及收容遣送制度实施状况提请启动特别调查程序，要求对收容遣送制度的“违宪审查”进入实质性法律操作层面。

　　和麻旦旦“处女嫖娼”、亓培玉因一句“没修养”遭致杀身之祸、陕西一对夫妇在家看“黄碟”遭拘留等等案件一样，孙志刚案也是权力滥用的牺牲品，也是在舆论的追问下，才揭开被层层包裹的真相。所不同的是，这一次，人们期望孙志刚案能够走得更远一些，除了能够对《收容遣送办法》作出调整外，在执法监督上亦能够有新的起色。

　　孙志刚案还能走多远？尽管已经有媒体舆论支持学者们的呼吁，但是，从媒体的公正到现实公正还有一定的距离。当年麻旦旦案被揭开的时候，也很轰动了一阵子。但是，麻旦旦尚未从被冤屈的伤痛中解脱出来，新版“麻旦旦案”又在一些地方发生。

　　笔者这样说，并不是要给“上书”泼冷水，也不是想否定媒体上围绕孙志刚案所发生的议论。孙志刚案引发出来的一切思考都是有意义的。但是，这未必能够证明孙志刚案会比麻旦旦案、亓培玉案走得更远。

　　这样推断基于三点理由：

　　其一，孙志刚死亡真相及其后续新闻并没有得到充分披露。到目前为止，围绕孙志刚案的报道有数百条，多为新闻评论，相关的新闻事实报道并不多。而事实真相是一切评判的基础，我们是否应该了解更多的真相，再下断语？

　　其二，对孙志刚案关注人群的局限。在这一类案件面前，学者们尤其是法学专家们的声音很是响亮，这不仅因为学者的敏感，还因为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以及人们对其承载社会良知和公众道义的要求。这次，孙志刚案也不例外。除了“上书”，据媒体报道，北京的一批专家教授、知名学者还就“孙志刚案及收容遣送制度”进行了专题研讨。

　　其三，尚未摆脱“特殊案件”、“特殊程序”的思路。从家属追问死因连遭碰壁、有关部门相互推诿，到当地有关部门成立专案组调查，到惊动中央、省有关领导批示，再成立省市联合专案组，孙志刚案后来的转机在某种程度上缘于媒体的推动，也不能排除孙志刚大学生身份的客观影响力。

　　孙志刚案要能在完善执法监督上走得更远一些，就不可能回避上述问题。而这些并非是简单的法律问题。如此，不如从完善孙志刚案最基本的元素————详尽的真相、公开的程序、必要的质询等入手，先把孙志刚案圆满了结。

　　郝洪

　　原载5月30日《人民日报·华东新闻》　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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