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50年代由于计划经济的影响，形成了一种公有制和私有制对立的观点，特别是60—70年代，别说是私营企业，甚至连个体手工业者和农民的自留地都被当做“资本主义的尾巴”，时不时地要割掉。80年代改革开放，先是农村实行了联产承包，后来城市里也有作买卖的个体户，再后来又有了小企业，以后小企业做大了，叫民营企业，经济发展了，这是好事。但是，我总觉得现在时不时地出现另一种观点，民企比国企好，外企比民企好，似乎从一个极端走到了另一个极端。其实，这是不符合唯物辩证法的，因为国企也是劳动者创造的，特别是在我国经济建设中也曾起过重要的历史作用，说到底它也是全体人民的财产，所以在国企进行资产转让过程中，防止国有资产流失，也是关系到全体人民切身利益的。

　　2003年在“民营企业参与产权并购”研讨会上，有人说：当前国有资产处置中的国有资产流失问题并非出在民企收购上，民企参与产权购并不仅应当支持，而且还应当推动。……国企产权重组的问题依靠内部人是搞不好的。自买自卖必然导致国有资产流失，而民企购并既有利于社会公众的利益，也有利于企业治理结构的改善。

　　问题也是存在的。在民营企业参与购并国有资产的实践中，的确存在着交易双方串通损害国家利益的风险，存在着交易规则不完善、资产价格的市场化询价机制发育不充分问题。但这与并购主体是否是民营企业无关。制度不完善，在国有投资主体之间的产权交易活动中也可能发生同样的弊端。防止产权交易过程的国有资产流失不能靠抑制购并行为本身，积极地完善相应的产权交易制度，形成有效的国有资产经营体制和方式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出路。（《中国民企将在国企改革中发挥积极的作用》《中国新闻网》2003年4月30日）

　　说老实话，这篇文章，我实在读不懂，“自买自卖必然导致国有资产流失”为什么还有人鼓吹MBO（管理人收购）呢？“自买自卖”也是国企变民企，就“必然导致国有资产流失”吗？“民企购并”就一定“既有利于社会公众的利益，也有利于企业治理结构的改善”，真的是这样吗？

　　一会儿说“当前国有资产处置中的国有流失问题并非出在民企收购上”，一会儿又说“在民营企业参与购并国有资产的实践中，的确存在着交易双方串通损害国家利益的风险，存在着交易规则不完善、资产价格的市场化询价机制发育不充分问题。但这与并购主体是否是民营企业无关。”这是不是前后矛盾，什么叫“双方串通”，那是收购的主客体串通。从利益上说，收购方当然希望价钱低一些，被收购方当然希望价钱高一些，这才会有讨价还价。如果“双方串通”那就有问题了，也就是某个国企的卖方，可能对人民不负责，捞了个人的好处，买方的那个民企也会给对方个人好处。这样，才有可能“双方串通”。

　　这里的问题是主客体之间是具体的企业，不是抽象的“国企”和“民企”。在市场经济中，是具体的企业之间进行交易，即使具体的“国企”与“国企”之间或者具体的“民企”与“民企”之间进行交易，如果代理人之间进行私下交易，也会产生经济损失。所以问题不在于企业的性质，而在于是否按照市场原则进行公平交易。

　　最近有媒体报道：在东北，尽管一些账面上的国有资产已被有关部门“看管”起来，但由于难以流动，正造成更大的流失。就像一根“冰棍”，咬一口有人管，可放在那儿慢慢化掉甚至最后变成一根棍了，却无人过问。但是，也有媒体报道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后，沃尔玛、家乐福等国际巨鳄长驱直入，大批国有商业企业纷纷改制。然而记者从有关部门了解到，哈尔滨市12户国有商业企业改革转制中，均未对商标、商号等无形资产进行评估作价。经济专家对此表示忧虑。

　　这实际反映出当前的两种倾向：一方面是某些国企的管理者怕负责任，宁肯让效益不好的企业化掉也不愿意被戴上“国有资产流失”的帽子，因为这样就会影响仕途。另一方面，有些收购者为了压低价钱，希望把更多的国企说成是“冰棍”，于是就有“冰棍论”、“靓女先嫁论”和“苹果论”。“冰棍论”认为国有资产就像逐渐融化的冰棍，应及早将其变卖；“靓女先嫁论”是说应把漂亮的女儿即优质的国有资产先嫁出去，免得等年纪大了全都不好嫁；“苹果论”指的是如果在一筐苹果中舍不得先吃好的，专挑烂苹果来吃，结果吃的全是烂苹果。这三论实际上是一种形而上学的观点，认为国营不如民营，民营不如外资。

　　如果，我们从市场经济的角度看，在优胜劣汰的竞争中，不管是国企、民企，只要是经营不善，都有可能成为“冰棍”。

　　前一段，海鑫集团李海仓先生被杀事件引起媒体广泛关注。冯引亮曾经是当地的首富，他的造纸厂高峰时年纯利达到200万元左右，而李海仓后来者居上，把企业做得更大。冯引亮经营不善，他的企业成了“冰棍”，逐步在融化，冯引亮想把土地用200万元的价格卖给海鑫集团，而李海仓出价不到百万元，再后来，海鑫集团买到了土地，冯引亮的地也没有人买了，就像融化的“冰棍”。从市场经济的角度看，买卖双方讨价还价也是天经地义的，如果冯引亮早一点把土地卖掉，虽说不到百万元，八、九十万也是可能的，用这些钱他还可以再干别的，也还会东山再起，因为他也是从小做到大。在股市中，也有不少投资者采取割肉换股的方法，把赔掉的钱再赚回来。当然这要把握好时机，掌握不好时机可能会损失惨重。当然也有抓不住机会，长期持股，结果手中的股票像冰棍一样融化的，恐怕很难再翻本的。例如买了百元股亿安科技的，眼看着这个“高科技”明星，像冰棍一样融化。

　　这里，我并不是责怪投资者，而是说“亿安科技”就是股市中的“冰棍”。最近《智囊》刊登的“亿安生死局”文章，让人看到一个民营“冰棍”企业的典型。原董事长罗成的主要能量就是圈钱，而罗成的追随者，难免也有效仿老板的人，他们不会对外圈钱，却会圈老板的钱。于是在内部形成了一种文化，一些人无心通过努力经营获得利润，而是紧盯着老板，努力参与老板的圈钱游戏，以期获得横财。罗成的套路从来如此，自己套了别人，然后又被别人所套。罗成从政府那里获得经营资源，但缺乏足够的责任感；同样，他的企业到了下属手中，也同样无人负责。这种恶性循环的怪圈，就这样无休止地重复着，到了哪天突然转不动了，罗成游戏也就结束了。

　　如果说，亿安为中国民营企业的发展交纳了巨额的学费，一些人付出了法律代价。那么，在我们股市中，原郑百文和猴王可以说是国营控股公司的“冰棍”企业典型，特别是原郑百文的那个“商业—银行—企业”的“转盘子经营方式，似乎与“亿安科技”有同工异曲之妙。现在，我们股市中有123家ST公司，其中有56家ST公司每股净资产跌破面值1元。在这些公司中既有国有控股公司，也有买壳上市的民营企业。民营企业也有退市的公司，如PT琼南洋；也有被ST的，如ST银广夏、ST亿安、ST龙科、ST海洋等等。一部分民企公司业绩不好的原因与其上市动机有关，例如一些民企买壳上市目的就是圈钱。最典型是艾史迪集团入四砂股份。1998年11月双方签署协议，艾史迪以每股2.02元的价格受让淄博市国资局4000万国家股，同时受让650万股国家股配股权，持股比例占总股本34.48%，成为第一大股东，并承诺三年之内不向他人转让。2000年1月16日，四砂股份的股东们突然接到艾史迪的一纸通知，称已将自己的股权转让给了北京某公司。而董事长李协平已带走巨款在美国定居，这离李协平“三年内不转让”股权的承诺仅过了一年零一个月。至此，四砂人才明白，李协平并不是来建设四砂的，而是来杀鸡取卵的，利用四砂在股市上的名气大肆圈钱。（《经济半小时》《四砂股份小股东抗争的180天》2001年1月14日）

　　我们认为，市场经济是诚信经济、是法制经济，是优胜劣汰的经济，不管是国企还是民企，不守法经营、不科学管理，缺乏监督机制，就会成为“冰棍”企业。美国的安然公司就是国际典型。

　　安然在2000年《财富》世界500强排名第16位，并且在《财富》的调查中连续4年荣获“美国最具创新精神的公司”称号。总部位于休斯顿，是美国最大的天然气采购商及出售商，控制着美国一条长达32000英里的煤气输送管道，同时也是领先的能源批发商。安然拥有340亿美元资产的发电厂，同时也经营纸、煤和化学药品等日用品，并且提供有关能源输送的咨询、建筑工程等服务。它为什么要造假账呢？因为它没有那么多利润，又要保持世界500强排名第16位，于是进行了一系列的造假活动，结果垮台了。

　　所以，“冰棍”企业，并不是某些老化的国企特有的现象，任何企业都有生存期，“物壮则老”，要保持企业的长期生存，必须在守法经营、科学管理、有效监督上下功夫。市场经济是公平的，不会因为你是国企就格外照顾，也不会因为你是民企就格外开恩。从这个意义上说，守法经营、科学管理、有效监督是超越所有制的。

　　2003年全国人大代表红豆集团董事局主席周耀庭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说：“如果别人问我红豆集团是不是民营企业，我不知道怎么答；但如果人家问我是公有还是非公有经济，就很好回答，我们属于公有经济；如果再问是国有还是集体企业，就更好答，我们是乡镇集体企业，不过是新的集体经济形式。”周耀庭所说的“新集体经济”形式是指红豆现在实行的“大家都有，不等所有”的股份制。（《中华工商时报》2003年3月17日）

　　这里周耀庭从实践层面上回答了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股份制公司是集体经济，是公有制经济的一种新形式。长期以来我国理论界流行的是“公”“私”对立的二元模式。改革开放以后大量民营企业出现了，一部分人仍然把民营经济定位于“非公有制”或“私有制”。其实，民营经济是非常灵活的，它可以是个体所有制，也可以是少数人合营的私有制，还可以成为多数人以参股的形式结合而成的“新集体所有制”，也就是周耀庭所说的“大家都有，不等所有”的股份制。企业里面有1500多人参股，大股东达53个之多。这53个股东占的股份为71%，部分干部职工占19%，红豆集团所在地江苏无锡港下镇镇政府占10%。“大家都有”是说无论是政府、企业还是个人都可以参股，“不等所有”是说，每股的净资产是相同的，参加者可以根据自己意愿决定所持股份的多少。可以用购买股权的形式参加，也可以用卖出股权的形式退出。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股份公司是动态的集体所有制。在这里参加者的产权是明确的，同时又是合作的，每一股的权力是平等，无论是利润还是风险都享有同等的权利。同时由于每个参加者持股数量的不同，所分得的利润和承担的风险也有所不同，但是风险与利润是成正比的，持股多的可以多享受利润，但同时也要承担更大的风险。例如每股盈利0.1元，持有100股，可得10元，持有1000股，可得100元，反过来每股亏损0.1元，持有100股，损失10元，持有1000股，损失100元。从比例关系上说，这是平等的，因为风险和收益成正比。

　　以红豆等乡镇企业为代表的“苏南模式”曾经高举集体经济的大旗，鼎盛时期，江苏的乡镇企业达到10万家，全省经济“三分天下有其二”。可以说周耀庭抓住了现代企业股份制的核心——产权明确的集体所有制。正是从这个意义上，他说：“世界500强没有一个是个体私营的，都是股份制企业。”国内外经济理论都把上市公司称为“公众公司”，公众公司就要考虑每一个投资者的利益，而美国出现的安然公司等一系列事件，正是某些大股东和高管人员不顾公众的利益而弄虚作假，结果使整个公司垮台。中国经济学家于光远曾经明确指出，只有承认把公有、私有财产都看作是神圣财产，社会主义才能全面发展。”他认为，这其中有一个两重性的问题，股票持有者并不代表股票私有，只有出现股票转让，卖出股票换取的货币才称为私有财产。应该区分公众化与私有化，股份化并不意味着私有化，更确切地说，与其说是私有化不如说是公众化、社会化。（《中国证券报》2002年4月29日）

　　这里，我们必须注意，民营企业不等于私有制，它可以是个体所有制，也可以是少数人合营的私有制，还可以成为多数人以参股的形式结合而成的“新集体所有制”。从现代市场经济的发展和股份公司的角度看，所有制并不是决定企业经营成败的唯一条件，关键的问题是公司的管理层能否平衡各方面的利益，股东大会能否对管理层和大股东的行为进行有效的监督。同时作为一个企业在市场竞争中能否保持自己的生命力还需要科学的管理，从某种意义上说管理也是一种艺术。

　　由此可见，所谓“公有制”和“非公有制”并不是决定现代企业成败的决定性力量，因为现代股份制可以容纳各种经济成份，现代市场经济也可以容纳各种所有制。周耀庭所说的“新集体经济”“大家都有，不等所有”的股份制，是值得我们认真研究的。关键的问题在科学管理和有效的监督。

　　（作者为南开大学哲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来源：人民网 2003年6月0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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