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网6月1日发表题为《辽宁省纠风办锁定工作目标，明察暗访公开曝光》的报道称，该省今年下半年纠风工作将加强专项治理，加大对不正之风案件的查处力度，对行风评议中暴露的严重行业不正之风问题，严肃处理，并追究相关领导的责任。不知怎么回事，读到“对行风评议中暴露的严重行业不正之风问题，严肃处理”时，笔者心中总觉得有点不舒服。
仔细想想，原来是此话的潜在含义使我不满。这个潜在含义就是：“严重问题严肃处理；不严重问题，就不用严肃处理。”请不要以为这是本人的主观臆断，在现实生活中可以找到大量的事实来佐证。例如，我国贪污案法定立案标准为个人贪污数额在5千元以上，而有的地方却以本地“经济发展了”为由，将贪污立案标准提高至1万元以上，而实际上，有的发现几万元的也不立案。某公民到当地检察院举报单位经济问题，检察官一听金额不足X万元，很直接地告诉他“钱太少了，立了也查不过来”。
“严重问题严肃处理；不严重问题，就不用严肃处理”之所以风行全国，是因为有“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关心干部”等人情化理论支持。同时，我们过于夸大了执纪司法的警示教育意义，误以为只要处理张三的违法行为，李四就一定会引以为戒。近些年来，各地纪委每年都要集中公开处理一批违法乱纪的领导干部。尔后接着就是在干部中开展大规模的警示教育。可是，这种教育似乎没有多大的警示效果。
近日，中科院—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完成的《中国高官腐败的特点和变化趋势研究》表明，与80年代相比，90年代受到司法惩处的高官数量和严重程度都大幅度增加。仅1987-1992年受到查处的省部级官员就达110人，其中1990-1992年为79人。1992年之后严重的腐败案件大幅度增加，涉案金额更是有大幅度提高。在1992年之前，贪污、受贿等罪的涉案金额都没有达到10万，而1992年之后，他们统计的37件案例中，有27件的涉案金额超过10万，其中12件超过100万，4件超过1000万元；在2000年之后发现的5件案例，涉案金额都超过100万（引自中国经济时报）。省部级高官如此，厅处级贪污受贿情况更为恶劣。
据权威人士介绍，我国大陆反腐败用刑之严，世界上罕有国家能比：上至人大前副委员长，下至单位出纳员都有被判死刑的，可是贪者仍贪，大案还是层出不穷。而我国香港地区，对于贪污贿赂分子最高只能判7年刑，但他们官员的廉洁程度却比我们这边高多了。为什么？我认为香港不搞“严重问题，严肃处理”是重要因素之一，他们的《防止贿赂条例》内容有五百条之多，其中有一条就是：任何馈赠、费用、报酬或有价证券与其他财产或财产权益，只要涉嫌权钱交易，都视为贪污。在香港，公务员就是贪污一元港币也要被立案查处。
当然，不能将贪污受贿等腐败现象越来越严重，全部归罪于只强调“严重问题严肃处理”。但，公正的执纪司法应坚持凡遇违法乱纪行为，都一视同仁地予以严肃追究，这应该是维护法纪尊严的基本原则。在反腐倡廉上，如果不防微杜渐，正本清源，就很难扭转腐败越反越多的局面。笔者敢于断言，如果内地能像香港一样，就是官员有一元钱的经济违法嫌疑，也都立案查处，各级官员中所犯的大案要案将立竿见影地减少。来源：人民网 2003年6月0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