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注意到这样一个事实：中国科学院一位博士后在呼吁信中说道：从长计议留下徐建平一命，对家庭、对企业、对地方经济、对轻纺科技、对国家纺织行业都是最理想的选择。本案局限在家庭内部范围，不同于其他危害社会范围的刑事案件。如果不处以极刑，他就有可能继续作出这种常人难以作出的贡献。
我不同意这位博士后的说法。发生在家庭内部的案件，当然会与发生在其它地方的其它类型的刑事案件有所不同，法律自会区分这一点。但是，是不是因为案件发生在家庭，其对法律触犯的程度就轻一些？显然不是。而出于企业、地方经济、轻纺科技、国家纺织行业的考虑而决定是否“枪下留人”，很明显就是更多地以这种地方或行业的利益，而不是以法律事实来对徐建平进行司法判决了。另外，难道本着这种“利益论”出发的司法裁决就是“从长计议”的？
我们不否认，如果留下徐建平一命，“他就有可能继续作出常人难以作出的贡献”，进而为行业及地方经济创造出更大的利益，但是我们是否想过另外一种利益，这就是司法公正。我国《刑法》第四条规定，“对任何人犯罪，在适用法律上一律平等，不允许任何人有超越法律的特权”。假如出于行业和地方利益而对罪犯网开一面，无疑是对于法治秩序的破坏，并直接导致了司法不公。我们知道，司法公正是一切公正的基石，没有司法的公正，一切公正都将无从谈起，所以，没有什么比司法不公更可怕的了。那么，司法公正与行业或地方利益相比，孰轻孰重，不言而喻。
另一方面，我们不难想象，假如对徐建平的“口子一开”，会不会出现更多的徐建平，使他们不再对法律感到敬畏？而且会不会有另外一些人对法律的公正性产生怀疑？那么此时，司法的威信以及法律的公信力从何谈起？伯尔曼说过：“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它将形同虚设。”卢梭也曾说过：“法律既不是铭刻在大理石上，也不是铭刻在铜表上，而是铭刻在公民们的内心里。”假如仅仅因为行业及地方的利益，而致使司法不公，伤及公民对于法律的信仰，甚至从心底抹去公民的法律意识，显然得不偿失。
司法不应被法律事实之外的任何因素所左右。与司法公正这种社会利益相比，那种基于行业及地方的利益委实小了点。而对于一个法治国家而言，维护司法公正与维护行业和地方经济利益者，何者更是从长计议的，何者更需要从长计议，其实也不言而明。
杨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