视点·关注“200人上书法院为杀妻科学家求情事件”

　　在“200人上书法院为杀妻科学家求情事件”中，我注意到上书者强调的理由主要集中在徐建平曾为中国纺织业作出突出贡献这一点上，如“截至目前，以徐建平名义申报的国家专利有10项”、“组织开发的软件仅在绍兴县推广后，每年轻纺业增加的附加值就达3·5亿元”，这些量化的贡献价值，成了上书者要求对徐建平“减轻罪责”的主要依据。

　　实际上，这种“价值论”在我国以往的一些案件乃至社会现象中也很有市场，比如，八十年代激辩一时的“大学生为救落粪池老农丧生事件”，正反双方的争论焦点就在于“大学生与老农价值孰轻孰重”这一问题；前一阵引发诸多非议的“刘海洋案件”，也有评论指出刘海洋的清华大学学生身份不应该成为影响案件判决的因素。“价值论”的大行其道，其实正是某些人把价值大小决定个人位置这一经济领域中“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原则”错误地延伸到了司法领域。作为经济领域中效率优先的体现，价值论的最直接后果就是人尽其才、提高生产力。比如根据对社会的贡献价值，徐建平成为了著名科学家和企业家，指挥众多公司员工按照他的意图工作；一个普通人也许就只适合做一般文员，听从领导的安排，这种“差别化对待”是社会发展、分工不同的客观规律。问题在于司法刑事领域与生产领域有其不同的特点，刑事领域所处理的都是人命关天的大事，所以刑事领域理念与经济领域应有所不同，司法公正永远是第一位的。

　　提起“公正”，某些人认为它是一种抽象的有时可能因人而异的东西，甚至会得出“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公正，也没有无缘无故的不公正”之类似是而非的结论。实际上，司法之所以是公正（ＪＵＳＴＩＣＥ）的，正是因为它中立于其他任何权力或者势力（包括舆论势力，传统道德势力以及价值观念势力），同时具有“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一民主特性。具体到此案中，如果将“价值论”作为一个刑事案件的评判标准，其结果可能是徐建平“枪下留人”，他也发挥自己的才能，为国家创造了多少有形的财富价值；但我们损失的将是司法公正和社会正义的本来宗义，这种损失也许是无形的，但破坏力却是深远的：它在法律之外，人为地“创造”了人的生命权的三六九等，它把世俗的价值观与体现现代社会文明的司法混杂在一起，严重影响了司法的公信力。如果对徐建平因“经济价值”而从轻发落，那么实质上就是对于被害者的生命价值、司法公正对于推动社会发展的文明价值等一系列价值的侵蚀。

　　我们现在正在大力推行的司法改革并非仅依赖于司法机关内部的改革，其成功与否真正把握在追求司法公正的中国老百姓手中，这也是“民主”“法治”的题中之义。我个人希望，通过此案的最终走向，让民众明白一个道理：刑事法律规范不仅是司法者代表国家行使刑罚权的裁判规范，而且也是全体公民的基本行为准则，是国家和民众必须坚守的不可逾越的界限。

　　定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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