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杀妻分尸的恶性案件发生后，竟有200多人上书法院为杀人犯求情，200人中有工程师、人大代表等等甚至包括一些高级知识分子。他们认为杀人犯是一个曾为国家作出过巨大贡献的科学家，所以不该判他死刑，不如留他一命，让其戴罪立功。其实，这200多人的集体行动并不是孤立的，这样的“以功抵罪论调”有着深厚的传统和民间基础。
所谓的“抵罪论”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戴罪立功、将功抵过，在评价一个人的时候，这些词汇常常被引用。传统的思想认为，人的一生会干一些善事，也会干一些坏事，如果干了足够多善事就可以把自己曾经干的坏事抵消，就可以不留下恶名。在中国古代史上，尽管有许多人犯过令人发指的罪恶，但由于他被认为在其他“大”方面作出了杰出贡献，他们反而留下了“忠臣”、“清官”、“明君”等美名。如唐太宗，虽然他向自己的亲生兄弟挥起了屠刀，但由于他的治世之功几乎无人能及，他所犯下的罪恶因此被一带而过，他成了一个开明的君主并流芳百世。
即使现在，我们看待许多问题时仍然没有逃过这种传统思想的禁锢。我们许多时候习惯辩证地看待问题，分析问题的主要方面与次要方面，这样的思维无疑是很理性的。但由于思维的惯性，这样的思路也常常用于对一个人的品质，一个人的行为下结论。许多人认为，看一个人要全面，既要看到他的缺陷，也要看到他的贡献。于是乎，就出现了这样的想法，一个人一辈子总要犯一些错误，不能因为个别错误把一个人一生都否定，要看到这个人在其他大的方面的成就与贡献，如果是功大于过，应该给他一个正面的定性。这样的说法听起来似乎合情合理，但是，如果“个别错误”是非常恶劣或不可以饶恕的呢？
我们的传统文化中有所谓的“好人坏人观”，我们常常误认为“坏人”就是那些无恶不作的人，实际上，“坏人”并不是一辈子都在干坏事。有些人一辈子只不过干了一件坏事而已，如果这件坏事干得足够的恶劣，他依然逃脱不了“坏人”的恶名，我们绝不能因为一个人干了许多所谓的“好事”就可以把他的劣迹轻易抹杀掉。这个杀害妻子的科学家也许在科学上的成就非常巨大，如果以“抵罪论”的视角来看，他为社会所作的贡献要远大于杀害自己妻子的罪行。如真按这样的思维去处理，那必然会出现一个结果，那就是杀人犯将得不到应有惩罚，法律的公正将受到侵害。
人难免有时是会犯错误，这可以理解。但是如果这种“错误”已经超越了一定的界限，已经成为社会伦理和国家法律不可饶恕的罪行，这样的“错误”对一个人的一生将是致命的。这时候，无论他为国家作出了多大贡献，无论他为社会创造了多少财富，无论他曾有过天大的功勋，所有这些都不能用于抵消他的罪恶。要看到，罪恶其实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不把罪恶当罪恶。所谓的“抵罪论”是对罪恶的一种变相鼓励，是对伦理和法律的颠覆，是与建设法治国家的目标相左的，应该坚决把这种思想清除出我们的思维，扔进历史的垃圾堆。 萧涵 相关报道见昨日本报Ａ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