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友

　　最近闭幕的湖南省十届人大二次会议上，《长沙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办法（修正案）》未能付诸表决，原因是对随地吐痰等行为的罚款金额问题分歧较大。一些人大代表认为，若按该“办法”的规定，参照上海等地50元至200元的处罚标准，显然与长沙市目前的经济发展水平不符，超出绝大多数百姓的承受能力，建议以20元至50元左右罚款为宜。

　　刘以宾先生就此在6月4日《中国青年报》“经济时评”栏目撰文认为，禁痰罚款无关经济水平，而是标志着政府对公共文明建设的重视程度和决心，“要根除某些不良习惯，确实需要矫枉过正，而高额（相对于过去）罚款就是一种有效措施”。我反对这个观点。

　　由于非典原因，以北京、上海等大城市为首，纷纷修改原先城管条例中对随地吐痰的惩罚标准，应该说正逢其时。但是，这些城市的惩罚标准并非凭空产生，总要以城市的经济发展水平和民众的基本收入情况作依据。如果时光倒流20年，一个普通家庭月收入也就百十块钱，谁要定出这么个惩罚标准来，一定被认为头脑发昏。而如今的香港，对于随地吐痰可以罚到1500港币，新加坡则更是高达1000新元（合近5000元人民币），自然也是因为那里的经济较发达民众收入普遍较高。若把这标准用在北京、上海，显然也是行不通的。

　　在一些理论家和制定政策的人看来，高额罚款可以起到高度警示作用，理论上是对的，于实践却未必行得通———如果不考虑本地民众的一般收入水平，高得让人拿不起，势必给执法带来相当的难度。你能想像让一个月收入三四百元的打工者为一口痰交出多半工资吗？你能想像领最低生活保障金的人吐两口痰就得一个月不吃不喝吗？依经济水平，给予适度的处罚，是一种吓阻兼引导；而不考虑经济水平，定出过高的标准，不仅对受罚者不公平（特别是不知情者），还会适得其反，因执法成本过高而使得该法规流于形式，到头来谁也不会真把它当回事———套用老子的一句话就是：民本无钱，奈何以罚吓之。果如此，则不仅有违立法初衷，还会严重损害法的严肃性和立法与执法机构的权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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