休息要等机器累

　　报载，在南京金福润食品有限公司有这样一群员工，他们每天工作12个小时，一个月只有3天休息。对此，金福润公司的负责人竟称“机器累了，员工才能休息”。（5月30日《现代快报》）

　　把机器置于人之上，员工休息要等机器累。试问：这是什么逻辑？对于这些无视《劳动法》、肆意侵害员工权益的违法企业，但愿有关部门能够站出来管一管，依法追究，切实维护《劳动法》的权威和员工的权益。（安徽芜湖班景涛）

　　不要制造新闻

　　5月22日河北电视台报道，该台记者为试试河北某地防非疾病控制中心的应急反应速度，让村民故意拨打电话声称有非典病人。等几十里之外的救护车及医务人员火速赶到时，才发现是一场虚惊。而后记者大夸该中心反应迅猛，对疫情高度重视。

　　我不知道匆忙赶到的医务人员在得知真相时作何感想，但这几名记者的做法委实让人不敢恭维。其实，他们完全可以学央视记者的做法，跟随医务人员、救护车做真实报道。以“谎报军情”的方式来验证什么，无异于在医务人员本已紧绷的神经上再制造紧张，而且也是对有限医疗资源的极大浪费和对他人生命的不负责任。试想，万一此时真的出现险情而因救护车有限被延误怎么办？我是学新闻的，我想在这里提个醒，新闻报道的方法多种多样，但没有新闻不要制造新闻，玩“狼来了”的玄虚只会对大家造成伤害，也与记者的职业道德相去甚远。（河北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刘贺海）

　　给《新闻联播》加字幕

　　助残日那天，北京联合大学特教学院大四学生、聋哑女孩贾林建议，有关部门能否考虑为《新闻联播》、《北京新闻》打上字幕。（新华网5月20日）

　　笔者以为，有关部门若能从其所愿，乃是听力残缺群体的福音。

　　无障碍设施是每个文明社会必备的基础公共设施。自上世纪80年代中叶以来，我国无障碍设施建设取得了一定成绩，比如为盲人行走修建盲道，为乘轮椅的残疾人修建缓坡道等等，这在北京、上海、广州等一些大中城市表现尤为突出。然而物质上的无障碍设施并不能涵盖一个社会无障碍环境的全部。笔者以为，一个能够让残疾人充分参与社会生活、融入社会发展的无障碍环境，除了通常意义上的物质化无障碍设施外，还应包括信息和交流的无障碍工程。这就要求，广播、电视、报刊、网络等公共传媒和其他一些大众媒介应尽量做到让言语、听力和视力残疾者能够无障碍地获取信息，影视节目加字幕，便是其中一个不可小视的环节。对此我们应该向港台地区学习。港台地区无论什么电视节目，一般都会加上字幕，尤其电影通常是中英文两种字幕，不仅让听力残缺观众、也让不同语种观众能顺利接受影视信息。（华中科技大学黄文杰）

　　我们还需要多少这样的“中华第一”

　　《大河报》报道，由桂林两江炎黄书画院制作、堪称“中华第一印”的“炎黄组印”，日前在陕西咸阳进行印拓。3枚印总重30余吨，印面篆刻有为纪念香港回归的“中国人”、纪念澳门回归的“中国心”、实现祖国和平统一的“中国魂”文字。又据报道，由中国雕塑专业委员会命名的“中华第一砚”近日与游人见面。这尊被誉为“中华魂”的巨龙砚重45吨、长11.8米、宽3.2米。

　　这类人工炮制的“中华第一”似乎有些共同点：大、重或者是大而重。每当出了一个中华第一后，总是一片赞扬声，“专家们”更是“一致认为”：有极高的文化价值、艺术价值、展示价值和收藏价值。

　　然而，我们到底需要多少这样的中华第一？看看所谓的“中华第一印”，把3枚印章做成30余吨重的蠢笨之物，每个印章只有三个字，盖一次印需动用吊车才能完成。真不知，这样的中华第一，其价值如何体现，篆刻艺术水平的高低，难道已沦落到以印的重量和大小来衡量的境地？（福建沙县乐德声）

　　有错必纠

　　青年话题编辑：你们好！

　　贵报5月30日“冰点时评”刊登潘凤亮的文章《救市不是第一责任》，有一个词的用法不对。潘文最后一段话是这样写的：“我只是想说明，救市不是我们的第一责任，因为当前仍属非常时期，还不是弹冠相庆一切如常的时候。”在这里，作者将弹冠相庆用做褒义词，我认为非常不妥。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现代汉语词典》对弹冠相庆的解释是“一人当了官或升了官，他的同伙也互相庆贺将有官做”，不是指遇到喜事大家好好庆贺。它是一个明显的贬义词，而潘文是明显当褒义词来用的，我认为不妥。

　　在2002年的《南风窗》上，我也看到了一篇文章，把弹冠相庆用在“被平反后的知识分子”身上。从目前的情况看，对这个词的滥用和误用带有相当的普遍性。所以，希望能借贵刊一隅将这个问题讲清楚，避免读者以后再犯类似的错误。（广西大学谢罗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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