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论谭

　　在具体条件限制下，法律、司法必须平衡许多具体的利益，而要平衡这些利益，就需要代表这些利益观点的意见首先有充分表达的权利。

　　故意伤害致人死亡与故意杀人性质完全不同，在法律上也应当有不同的结论。再加上被告有上诉的自由，因此重审案件并不是对杰出科学家的法外施恩，而是表明法律对个体生命价值的尊重。

　　2003年6月8日的《南方都市报》时事评论版发表了三篇关注“200人上书法院为杀妻科学家求情事件”的文章，一为《“价值论”不能成为司法判决的影响因素》，一为《勿使“利益论”左右司法公正》，一为《从“200人上书法院求情”看“利益论”危害性》。多角度地从“价值论”、“利益论”、“抵罪论”的高度批评上书事件妨碍了司法公正，对此笔者不敢苟同。

　　何谓“司法公正”？“价值论”作者认为：“司法之所以是公正的，正是因为它中立于其他任何权力或者势力（包括舆论势力，传统道德势力以及价值观念势力）。”如果作为普法宣传，这个口号自然不错。然而考虑到无论是个人还是利益集团在某种程度上都具有的“经济人”特征，公共选择学派则早已证明了“真实世界”中不存在，也不可能存在一种以纯粹寻求“公共利益最大化”为目标的、中立于其他任何权力或者势力的机构，“司法”也不例外。

　　正是因为在现实中类似于经济交易的各种政治市场的存在，理性的、自利的和追求效用最大化的个人和利益集团将通过“自由竞争”的方式寻求各自利益的平衡，这也使得法律、司法成为平衡各种利益之所在，而不是超脱于现实之外的、可以解决一切问题的“神明”。忽略这种现实，认为法律、司法能中立地解决一切问题，这是另一种迷信。在具体条件限制下，法律、司法必须平衡许多具体的利益，而要平衡这些利益，就需要代表这些利益观点的意见首先有充分表达的权利。

　　上书人也有公开表达观点的权利，即使这观点因为他们自身的局限性存有瑕疵。三位作者强调指出：在上书的近200人中多数为知识阶层人士，这一点毫无疑问，但他们似乎忽略了这些人不是徐的业内同行就是绍兴当地的工程师或人大代表这一事实。换言之，这些知识阶层人士都是在日常的生活、工作中与徐有过接触，对徐本人有一定的认识与了解的同行或同事，而不仅仅是因为听说徐是做出过突出贡献的科学家就头脑发热上书的糊涂虫。

　　如按旧派刑法思想“罪刑相适应原则”，则无论在什么情况下，杀死人这种“个别错误”都是不可以饶恕的，徐建平必须以命抵命。与“罪刑相适应原则”相对应，适用于现代各国，新派的“刑罚个别化”原则则认为在量定刑罚的时候，应根据行为人的人格状况来量刑，即需考虑到人格尊严、主观恶意的大小、个人的一贯表现、人格状况的好坏、犯罪后的认罪悔罪态度等等因素。综合行为人的人格状况后，对一向表现好、主观恶性不大的，可从轻处理，而对于那些屡犯不改并试图一再隐藏罪行的人则从重处罚。从“刑罚个别化”原则出发，法院二审时应考虑二百人上书法院这一事实也从某个角度反映了徐的人格状况。

　　此外，笔者也建议这二百人与其一再以徐的社会贡献与社会价值为理由呼吁枪下留人，不如以证人的身份，用徐一贯的表现与人格状况证明他可能为误杀而无主观恶意，对社会与他人并不构成重大威胁，故罪不至死。

　　也许是源于中国古代不分民、刑，一切以刑事制裁来解决问题的法律传统，“杀人者死”已成为民间共识。以至于关于是否废除死刑的问题在国外一再地被论证，而在中国则很少引起争议。

　　尽管如此，在司法实践中，我们对于一个个体生命的被剥夺仍是慎之又慎，从“疑罪从有”到“疑罪从无”，与“宁愿错杀一千，不可放过一个”相比，“宁愿放过一千不可错杀一个”显然更能保障公民的人身安全，毕竟生命不同于其他事物，消逝了用任何措施、赔偿都永远无法挽回。

　　综观相关报道，徐酒后因争吵在妻打他之后失手误杀，不存在杀妻的故意；抛尸灭迹后潜逃说明心有畏惧，而不是借杀人以达到其他不法目的。故意伤害致人死亡与故意杀人性质完全不同，在法律上也应当有不同的结论。再加上被告有上诉的自由，因此重审案件并不是对杰出科学家的法外施恩，而是表明法律对个体生命价值的尊重。　王飞

　　巨额大奖+情趣笑话 订笑话短信送彩屏手机！
　　新浪邮箱雄踞市场第一 真诚回馈用户全面扩容
　　在家学新东方英语 注会注册评估师 考研英语
　　无数人梦寐以求的境界，亲密接触，激烈搏杀，包你爽上“天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