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宋诗纪事补正》的几点意见(组图)

http://www.sina.com.cn 2003年06月16日14:12 人民网

写下这个题目，说实话，也有几分犹豫，几分惶恐。

　　我对钱钟书先生，怀有极崇敬的高山仰止般的心情。翘盼已久的《宋诗纪事补正》，上个月终于问世，我立即购置一部，兴奋不已。我知道，人称“学问淹洽，尤熟精两宋典实，人无敢难者”（清沈德潜语）的厉鹗，编撰《宋诗纪事》历二十年之久；而钱先生又经过四十多年，断断续续为此倾注了大量心血。自己又不是什么宋诗专家，有何资格来提什么意见呢？再说，皇皇十二巨册，三百多万字，在短时间内也来不及细读（我粗粗翻阅，尚未过三分之一），何必就急着写此文呢？而且，我更知道写这种文章是很易“得罪”人的，一位我尊敬的老先生也劝我别写。那么，为什么仍决定要写呢？主要一句话：吾爱钱先生，吾爱（或曰更爱）真理与学术。尤其是，有些错误如算在钱先生头上是冤枉的，我不能眼看钱先生令名受累而不吱声。再说，作为高价图书商品的消费者，如果觉得质量不满意，总也允许说几句吧？

　　本来确是想至少将全书翻过一遍后再写的，而且已想好要分开写两篇。一是补正钱先生的补正。愚者千虑，或有一得。我确实也发现了一些钱先生疏漏甚至搞错的地方。钱先生补正前贤，他肯定也欢迎后人补正自己，这该是没问题的。另一篇，是想指出书中一些我认为不能怪钱先生而主要是其助手或出版社造成的问题。今天先写的这篇拙文，即属后者。为什么急匆匆没读完就写呢？因为日前从《中华读书报》上看到吴学昭的文章，其中提到三联书店也即将把此书收入《钱钟书集》。我想起，三联已出的“钱集”，已有范旭仑等学者指出过很多错误（主要不属于钱先生本人的），因此亟欲将自己已发现的问题写出来，以供有关方面参考。

　　关于署名

　　一、此书书内每卷卷首写的是“无锡钱钟书默存补正，钱唐厉鹗太鸿原缉”，但每册封面、书脊、版权页，以及外装纸盒上却都赫然印着“钱钟书著”。我想，钱先生不可能连“著”字的用法都不懂。试想，自古以来，从计有功到厉鹗，再到陈衍、陈田、邓之诚、钱仲联，以及陆心源、孔凡礼等人，所有的“诗纪事”类书的辑撰者或补正者，有这样自署的吗？或者，有哪家出版社在印这些书时这样署用的？记得以前某社出版的《石语》一书，也曾印作“钱钟书著”（钱先生自署是“记”），很多人见怪不怪，所以这里作为一个问题提出来。

　　关于《凡例》

　　二、书前《题辞》后的脚注（关于“买菜求益”），究竟是钱先生写的，还是他人所为？如果是别人写的，理应注明。书前的《凡例》，也没说明何人所作，甚至不知钱先生生前有无过目。例如，第三条说：“对原书所采评论和本事，进行补充和匡正。除依原书体例补入有关诗及诗人的资料外，并增益对诗人的一些评论文字。这些意见，采用补正者较晚发表的版本。”就多处令人看不懂。“原书所采”云云，当指厉氏采辑的前人的述评。钱先生的“补充”、“增益”，当然也应是采自前人（“匡正”则是钱先生本人的论述），这是“诗纪事”类著作的体例所决定的。那么，“这些意见”又指什么呢？钱先生的“补正”此前并未曾发表，怎么又“采用补正者较晚发表的版本”呢？

　　三、《凡例》第四条说：“‘补诗’，依厉书规矩，凡该作者存有别集者，则应选取代表性作品。这部分工作，已有《宋诗选注》在，基本从简。凡该作者别集已佚失或残存，搜罗愈显不易者，则尽所见查检删汰后补入，因情形复杂又有参考价值者，则酌情收录存证。对其它可靠著作征引的诗篇、诗联、诗句，尤多注重。新见之优秀别集旧本，则适量放宽尺度，以利读者研讨。”此处“这部分工作，已有《宋诗选注》在，基本从简”云云，很难相信出诸钱先生笔下。《宋诗选注》只是列入普及性的“中国古典文学读本丛书”中的一本，所选仅八十来人，字数仅二十几万；而《宋诗纪事》是大型的以“纪事”为特点的学术性诗歌总集，所涉诗人及全书字数都是《宋诗选注》远不能比的。二者性质不同，选诗标准自然也不能一样，怎么可以“基本从简”呢？再说，钱先生自己生前多次表示过对《宋诗选注》所选篇目的不尽满意（见香港版前言等），学界（从胡适之先生到刘永翔先生）比较一致的评价也都认为《宋诗选注》的精彩主要在于它的评和注，对选则颇有微词（刘永翔先生更指出《宋诗选注》篇目约四分之三乃依傍前人旧选），因此，钱先生自己是不会说“已有《宋诗选注》在”这样的话的。何况“基本从简”云云也根本不合事实，现在书中增补的诗还少吗？

　　关于增补诗

　　四、现在书中增补的诗，有的明显未依厉书规矩，或未严格按照凡例中的标准。自从宋人计有功创编《唐诗纪事》以来，这类书有别于其他诗选或诗话的特点就应该在“纪事”二字上。厉鹗原书序中也强调选录有关“评论”、“本事”，以利于“知人论世”。当然，这类书籍的另一功能是搜罗遗佚，保存一代诗歌文献。由于钱先生在补正时，《全宋诗》尚未编纂，因此如果对一些“小家”或者无别集行世的诗人的作品多给予关注，多辑录一些散联、零句，是有必要的。但这毕竟也有个度，要做到钱先生说的“精审”。而现在书中触目可及、采引最多的是《全芳备祖》、《锦绣万花谷》、《永乐大典》残本等书，且几乎是有见必录、毫无汰选，估计大多是助手添补的。可能是因为已被输入电脑，或者本来就已有人编过索引，顺手牵来不费劲。像《全芳备祖》一类书，无非是花草木果之咏，很多作品并无思想性、艺术性可言，更无“事”可“纪”，于知人论世何补，大量选录实无意义。这样一来，更大大冲淡了钱先生几十年来辛辛苦苦从浩瀚无涯的笔记、诗话、杂史、方志等书中爬梳采摭、铢积寸累所显示的功夫和成果。钱先生在《题辞》中说的“买菜求益，更不精审”，岂不成了“本地风光”，自己对自己的讽刺？

　　关于杨亿诗的增补

　　五、书中最令人惊讶的，是对杨亿诗的所谓“增补”。本来，钱先生在《宋诗选注》中对杨亿连提也没提，一首诗也没选；不料在这部《宋诗纪事补正》中，却大选特选，排印了九十多页，已经够单行出一小册了。是因为“作者别集已佚失或残存”吗？不是，书中主要辑录自《武夷新集》前五卷。《武夷新集》就是今存杨亿的别集，共二十卷，前五卷为诗。是因为“搜罗愈显不易者”或“新见之优秀别集旧书”吗？也不是。《武夷新集》在最易找的影印本《四库全书》中就有，而且《宋诗纪事补正》所录杨亿诗的三十来个阙字，在库本中全部都有，可见其所采者并非“优秀旧本”。那么，只是“适当放宽尺度”吗？也不是。《武夷新集》共有诗三八六首（据库本统计），《宋诗纪事补正》仅仅少收五首，而且可以判定的并不是“删汰”而是漏失。书中连那些低俗无聊的应制诗、“太常乐章”之类也都收录了，简直是毫不懂“规矩”，拎到篮里就算菜。我绝不相信钱先生会这样做！记得钱先生在《宋诗选注》的序里说：“钱谦益的《列朝诗集》据说是吃了抄手太卖力气的亏。”那么，现代“抄手”有了复印机和电脑复制粘贴的手段，一旦“太卖力气”，钱先生的亏就吃得更大了。

　　关于诗人小传

　　六、书中还将钱先生《宋诗选注》中的诗人小传作为“补正”而抄在厉氏原书的小传后面，而且都不注明抄自《宋诗选注》，好像是钱先生专为此书而写的，实在令人哭笑不得。即以最先出现的柳开为例，“补正”的一开头是：“柳开，字仲涂，自号东郊野夫、补亡先生，大名人，有《河东集》……”这些内容，厉氏原书的小传中不是明明都有的吗？究竟算“补”了什么？“正”在哪里？书中其他抄自《宋诗选注》的“补正”均如此，所谓“补”也就是小传后面对诗人的一番评论。但是，历代所编的诗纪事类书，多无编撰者本人的评论。再说，《宋诗选注》中有的小传极简略，如张舜民，仅最后一句“作诗师法白居易”数字为厉书小传所无（同样情况的还有章甫、刘宰等人），书中只为这样几个字的评论而特地抄来一段小传作为“补正”，实在有点滑稽。（另有徐照、翁卷、赵师秀几位的小传，只是因为实在没内容可抄作“补正”，才没抄。）而《宋诗选注》的小传是用白话文写的，今在整部文言大书中，突然冒出一篇大白话，真正是不伦不类！而且，《宋诗选注》小传原文有大量尾注，此书把这些尾注删去原有的注码，改为夹注，并常常学《管锥编》的写法，在有关书名、篇名前擅加“参观”二字。改动者似乎没想到《管锥编》本是文言著作，今用“参观”二字夹在白话文中间，又是多么别扭！书中甚至还擅改钱先生的原话，如《宋诗选注》的王禹小传中写道：“北宋初年的诗歌大多是轻佻浮华，缺乏人民性”，此书抄录时删去了“缺乏人民性”一句。是“采用补正者较晚发表的版本”吗？我查了1995年人文版和2000年三联版，这句话都是有的。又如刘宰小传，原文是“诗歌不很出色，但是像下面选的两首，在同时人的诗集里倒也很难找到那样朴挚的作品”，抄书的人也许觉得没法照抄，竟妄将“像下面选的两首”删去！这样，便将钱先生只针对两首诗的评价，歪曲成对刘宰全部诗歌的评价了。

　　关于误补

　　七、书中还有一处“补正”，将儿子的诗算到老子头上，举出来也颇有“典型意义”。书中在“郑震”名下，补了《陆绩怀橘遗母图》和《王烈餐石髓图》两首诗，均注明录自《永乐大典》残卷。然而，这两首诗却是郑震的儿子郑思肖的作品。《永乐大典》记错了作主，但所记采自郑震《清隽集》却也不算错。因为《清隽集》为元人仇远编选郑震四十首诗而取的书名，但该书中又附了郑思肖一百二十首诗。上述那两首诗即出自郑思肖的这一《一百二十图诗集》。《清隽集》绝非僻书，曾收入《知不足斋丛书》、《丛书集成》、《四部丛刊》、《国粹丛书》等中，钱先生肯定看过，绝对不会弄出这样的笑话来。而不看原书、只编《永乐大典》索引的人，才会出现这样的差错。这里还想顺便指出，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全宋诗》，在郑起（即郑震）名下也误录了这两首诗，而在郑思肖名下本是全录了包括这两首诗的《一百二十图诗集》的。而更不可原谅的是，署名整理郑震和郑思肖的诗的研究者，正是同一个人！

　　另外，书中的错别字和标点错误也不少，有的还相当可笑，如杨亿诗中的“迎俎”（即迎接皇帝祭祀其老祖宗用的三牺六畜之类），多被错成“迎祖”。但此处就不详举了。

　　最后，我想起钱先生曾经引用过的陆象山语：“吾尝谓一种无知庸人难于镌凿，往往累人。……不明者往往归咎其师，不知为其师者亦诚冤也！”真的，要拜钱先生为师，确实是很难的。出版社要出好大师的书，也不容易。尤其是以前从未出过这类高深学术书的出版社，至少应该聘请真正的专家来把把关，不要只想着出风头，并要有充分雅量准备接受读者的批评。《宋诗纪事补正》一书，除了出排印本外，我仍希望能影印出版有钱先生批语的原本（包括影印钱先生有关书信和便条），不知商务印书馆将出的钱先生手稿全集里是否包含着此书？

（责任编辑：绿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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