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中杰
打工现象出现，标志着劳动生产力的解放，无论在前现代还是现代社会中，都是市场经济整合和配置劳动力资源的必然，也体现了人们生存选择的多元化，同时也是对以等级制为中心的权力至上观念的一种挑战。所以，人们对打工现象视为平常，并无大惊小怪。我国自搞市场经济以来，数以千万计的农民工到城市打工，也很少有人觉得反常；即便国企被贪者搞垮，大量下岗工人加入打工者行列，也没人觉得有新闻价值，在传媒上喊几声。可是，干部一打工，就地动山摇，喊声震天。自从1995年7月贵州省罗甸县委办和县政府联合下发有关让干部打工的文件并投入实践以来，湖南、湖北、江苏和江西都出现大量干部打工的新闻。这不，6月12日《南方周末》又以《干部打工》为题对江西安义县的这一现象做了长篇报道。
干部打工能成为话题，成为新闻，而且多年以来都是如此，其本身就是极为不正常的现象。干部是人，农民、工人也是人，作为个体生命，都是平等的，在生命价值上，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农民、工人能出去打工，你当干部的为什么不能出去打工？从经济运行法则上说，谁都不应该置身法则之外，谁都应该在起点公平的基础上做出择业和生存选择。再从职业上来看，在任为官，离任为民，官司官职，民操民业，不去做官，做老百姓去打工，为什么就必须搞出这么大动静？美国开国元勋华盛顿当年不愿连任总统，任满回乡，美国民众也并不以为他的选择有什么不正常。戈尔巴乔夫离职后去教书，与现在我国知识分子到学校打工———受聘当教师差不多，当时苏联舆论也没认为不正常。如今所有的瑞士官员都是平民化的，不但在任过平民的生活，离任后也是各谋生路，在西方人看来也没什么不正常。可是在中国，少数的小科长、小科员“下海”打工，而且还系着“保险带”———只一年，回来官位还在，有的工资照发，只是少了奖金，传媒就炒了个轰轰烈烈。
这样的舆论，放在深刻的历史文化传统中审视，很沉重，读这些新闻有时感觉压得喘不过气来。尽管评论说这是“一种官场规则更变的前奏”、“改革深化的艰难探索”、“现行体制中小心破冰的人事变化”，但笔者却认为这是“抹红药水治心脏病”———言过其实。“干部打工”显然与制度设计相隔十万八千里！
许多评论文章都认为，干部打工可以让干部“体察民情”、“学习经验”、“增长才干”、“优于党校培养干部”。这种认识都没有走出人治模式。在民主政体中，公务员不是由官员培养的，而是按一定程序选拔上来的。如果承认打工能培养出好干部，那么打工者中大有人才在，从事技术、新闻、出版、教育的都有，有些比在职干部优秀得多，为什么不从他们中选用干部，而非要从“干部队伍”中培养呢？这种思维定势，等于把“干部队伍”看成一个不可动摇的、优于老百姓的特殊群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