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克杰

　　近日，中国工程院向社会公布了新一届科学道德建设委员会成立以来，受理对院士的投诉信及处理情况，并称“有些属实，有些部分属实，有些不属实，还有些正在审理中”。可就在这个时候，6月16日《江南时报》发表署名评论文章《能否公开“问题”院士姓名》（以下简称《能文》），指责“没有公开确有‘问题’的院士名字”，认为“公开这些‘被告’院士的名字将具有更深刻的社会意义”。笔者对此观点不敢苟同。我们没必要陷入事事追问当事人姓名的泥沼，这不是一种健康的心态，与法治精神也并不完全契合。

　　首先，笔者注意到，这次公布的情况仅限于院士“科学道德和学风范畴的问题”，“不属于科学道德范畴，已转有关单位处理”。很明显，这些问题完全是院士个人人格、科学品格和个人学术、工作作风方面的问题。特别是经审查“不存在违纪问题”时，这些纯道德领域（学术道德也是道德）的问题更多属于个人隐私，不适宜公开。否则，就有侵犯院士个人隐私权之嫌。

　　其次，《能文》提出，公开“问题”院士姓名有利于“提高学术监督力”和“彰显社会教育力”。笔者姑且不论这些“新词”的确切含义是什么，仅就片面夸大公开姓名的作用提出质疑。毋庸讳言，学术腐败已经非常严重，有愈演愈烈之势。然而，根源在哪里？仅在参与其中的学者吗？谁又能说根本原因不在制度和考核机制呢？不改变不合理的考核制度，仅靠公开违反学术道德者的姓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吗？依笔者看，要根除学术腐败，关键是要改革目前的科研成果鉴别机制。近日有关部门发布的关于“不得轻易冠名‘国际国内领先’”的规定就是一个很好的开端。科技鉴定要真鉴定，不要走形式，这样才能杜绝学术中的不正之风。单靠在法律上就有很大风险的“公开姓名”是不能凑效的。

　　第三，至于《能文》提出的“满足民众知情权”，就更有值得商榷之处。民众知情权并不是无限的、不受约束的。宪法规定，任何人在行使自己权利和自由时，都不得损害国家、社会、集体和其他公民的合法权利和自由。因此，我们不能奢望在侵犯他人合法权利的条件下满足自己的知情权。别人的隐私权就是公众知情权的界限。

　　笔者最近注意到，遇到一些事件时，一些评论者总是不分青红皂白地追问当事人的姓名，似乎知道了当事人的姓名和一些私人情况，就满足了公众知情权。笔者认为，这是一种极不健康的心态，有些“窥隐癖”（即窥视别人隐私的癖好）倾向，是将自己的权利建立在别人痛苦之上的一种心态，此风不可长。

　　总之，“法律的基本意图是让公民尽可能的幸福，并在彼此友好关系中最高地结合在一起。”（柏拉图语）我们不能脱离法律规定，片面地强调一部分人权利的满足，而忽视对另一部分人的权利保护，否则不符合现代法治的基本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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