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察家

　　据6月17日新华社消息，大连市贫困农民刘绍新用扶贫贷款买了一辆小客车，但运营手续一直批不下来。他和叔叔刘兴木历经8年、300多次艰难上访申诉，最终也没办成，致使这辆“脱贫车”报废，刘绍新从贫困户变成特困户，生计十分艰难。那么，有关部门为什么不给他们办理运营手续？

　　对此新华社的报道援引知情者的话说，因为线路相对紧张，客运及其审批始终是个热点，因此能够从事客运的人多是有钱、有关系、有后台的。像刘绍新这样的普通农民，不可能拿到客运许可，更不要说他们得罪人了（因相关部门不履行职责，刘兴木曾到交通局信访办“告状”）。最能说明问题的是，在1994和1995年，至少在当地申请上线是比较容易的。之后线路虽然紧张，但刘绍新申请过的那两条线路也有新批的客车上线，就是排队也该排到他。

　　其实，我们不必为刘绍新、刘兴木他们历经8年、300次的上访仍无结果，以致脱贫车变成致贫车而格外震惊。除了程度的不同之外，近年来发生的类似事情并不算少。只要部门利益、暗箱操作、特权意识不大面积消除，就不可避免地产生这样的事情。而这件事之所以依然引起我们的关注，还因为当事者刘兴木说的一句话。他说：“贫困户上线卡在政府，我永远不服，可流泪、下跪竟打动不了他们。”

　　一般认为，相关部门应当履行其本职工作，法律法规规定得很明白，如果他们不作为，我们也有权状告他们不履行职责。但在一些地方，这却似乎不现实。刘兴木愤而告状，结果反而将事情弄得更糟。所以更多的时候，群众只好请求他们履行其职责。如果请求也不管用，那么现在群众已经是泣求哀告了，甚至已经给他们屈膝跪下了，他们总该发些恻隐之心，为群众“服务”一回吧？但现实却是，“流泪、下跪也打动不了他们”。由此，我们不难见到少数特权意识、部门利益以及权力寻租之害，这种高高在上的衙门作风，既让刘绍新、刘兴木“下跪也打不动他们”，也让包括刘绍新、刘兴木在内的很多弱势者在他们面前，成了“跪着”的人。

　　跪，一个最简单的动作，却有着最深刻最可悲的传统文化和社会心理背景。跪，已是一种乞求，是示弱，是诚惶诚恐，是对自身尊严的最大放弃，而对于特权者来说，却是权力的张扬和泛滥。刘绍新、刘兴木原本是为了脱贫致富才贷款购车，为了通过合法路径取得运营手续，才不得不屈膝跪地，但是奔走八年，“跪”了八年，依然没能如愿以偿。跪着，如何脱贫致富、寻求发展？既便脱了贫致了富，谁又能保证不会返贫归困？由于权力的介入或误用导致的此类事例有很多。究其根本，就是因为一个跪着的人是谈不上平等地位的，更是谈不上权利保障的，因此也就很难摆脱被特权者欺侮、掠夺的命运。

　　但是如何改变这种现状？是由“跪着也打不动”变为“跪着就能打动”，还是让公民站起身来争取应得的一切，抑或是使公民尽情享受政府给公民带来的便利和服务？我们看到，许多地方正在努力转变政府职能，树立责任政府的形象，着力打造服务型政府。对此，我们抱以热切的期盼，我们也相信，通过制度的设计和安排而使特权意识、衙门作风彻底消除，像刘绍新、刘兴木这样的遭遇才会越来越少。但是要让那些跪着的人真正站起身来，拥有一个公民应有的尊严和权利，并真正享受到来自政府的服务，还不是一时半刻就能实现的，还有一段路要走。

　　生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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