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元举

　　斗拱是一个物件，一个古老的物件，在现代都市的天空中，似乎越来越失去了它存在的前提。因为它附属于古建筑的木制躯体。比方说，就像牙床类属于人体的结构。如果躯体失去存在的话，那么部件还能有多少存活的可能？至于我把斗拱喻作牙床是否贴切，我没有把握。

　　事实上，斗拱之于古建筑的作用要胜于牙床对于人体的作用。牙床不起支撑人体分量的作用，支撑的任务交给了骨骼们。而斗拱却是有着不可推卸的承重作用。而且，对于古建筑而言，斗拱的作用是不可替代的。它位于柱梁之上，一个一个单体构件相融相合，亲密地组合成一体，环环相扣，如蟒蛇缠绕，与屋顶相衔，可以说承上启下。它有着一种结构的震慑力和感染力，只因承受了难以承受的扭曲和重压，才藏头缩尾，在急剧的痛苦中将自己折叠起来。这是一种最稳妥最牢固的姿态选择，千万年都不会松动变形。

　　古建筑上边有那么多的构件嘛！是因为它最美吗？还是因为它的作用最大？或许因为它最具备人格化的品质？以我粗浅的理解，感觉还是因为它的品质。它所处的位置并不显赫但却极为重要。斗拱所承担的责任是最大的，压力也是最大的。它处在一个关键的力的契合点上，默默无声地进行着力的分解，这是一种极有修养极有耐性的分解，不张扬，不卖弄，以其个性化的魅力与品格赢得了人们的尊重，终至成为一个最有价值的符号，一个最具表现力穿透力的符号。

　　令我惊异的是它首先是一个痛苦的符号，一个扭曲的符号，而恰恰是在这种痛苦与扭曲中弥散出个性魅力，释放出奉献的品质。所以，千万年来凝固成一个永恒的象征。

　　我们传统文化中，讲究文以载道，莫非斗拱亦能载道？

　　去年夏天，中国建筑界与文学界在杭州搞了一次有关“文学与建筑”的学术研讨会。会上，我的发言引起了与会建筑家们的兴趣。他们兴趣的中心点就是来自于我对斗拱从品质上的独特诠释。我说斗拱这个符号已经人格化了。宛如中国的建筑师，中国的知识分子，他们所处位置肯定在上边，而不是在下边，处在重要位置，但又不是栋梁，主要作用是承受压力，承担责任，而且默默无闻地承受着，在无奈中承受，在扭曲中寻找失去的自我。这种扭曲是一种不自觉的扭曲，却能够自觉地适应，不事张扬，不管吃了多少苦受了多少委屈，也能够有着持久的忍耐。当年不就有人说中国的知识分子是“物美价廉，经久耐用”吗？除此之外，还因为斗拱永远在起陪衬作用，至少它高贵地陪衬了显赫的屋顶，让屋顶阳光灿烂，光芒四射，让梁柱横空出世，傲然挺立。它自己呢？萎缩在那里，连阳光也不易见到呀！

　　散会后，人们直至饭堂时，还在兴味勃勃地谈论着斗拱，谈论着我对斗拱的独家注释。他们中规中矩，很是认真，可能鲜于听到这种信口开河，不免感到新奇。现在想想，我的斗拱注释还得加上一点说明，就是我所说的知识分子只能是属于过去的知识分子，是从那个特定年代过来的知识分子。至于现在的知识分子早已今是而昨非了，他们这个整体在迅速分化着，他们已经具备了一个崭新的定义，至于这个定义应该用古建筑上哪一个物件来作喻体，我就不得而知了。也许，他们更应该属于新建筑。柯布西埃最具轰动性的文章即《走向新建筑》，但现在看来，这部振聋发聩的文章也留在了上个世纪。这个世纪的中国建筑师们行动大于文字，他们可能觉得写字远不如做事更过瘾。他们全都很忙，退休不退休的都很忙。那么，他们将忙出怎样的效果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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