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乾荣

　　复旦大学允许副教授指导博士生，成了新闻。其实这样的事本来没有什么新鲜的。我读《费孝通传》时得知，费先生1936年在英国伦敦大学经济政治学院念博士时的第一位导师费思，职称便相当于副教授（Reader）。如今中国大学里，别说副教授，即便是教授，也并非都有缘担任“博导”，所以复旦的事就上报纸啦。

　　如果说，副教授费思当时做费孝通的博导有些“破格”的话，那么欧美各大学的任何一位正教授，都是有资格担当博导的。据说我们这里的教授想当“博导”，还要像评职称那样评审，评不上的，当然就没有这个资格。可怎么说，博士生毕竟是一个学生，而教授无疑应该是一个学者。我不无纳闷：您若当着教授，却指导不了博士生，那么这个荣耀的学衔，是不是难脱僭越之嫌呢？

　　这或许不怪“教授”本身，是有些高等学府硬要将那些没能力指导博士生的先生“提拔”成“教授”的。

　　但这或许也不能怨学校。高级职称，是人人爱的。它不仅有荣誉，更有比低职称优厚的工资、奖金、住房、医疗待遇等等。大家年资相当，你说评谁不评谁吧？那位说评有水平的，学术造诣高的。错了。这样的事，恰恰很难说清。有的学校以在所谓“中心期刊”发表论文数量为评审条件。这里先不说“中心”与“边缘”的划分标准何在，只说论文，有人不是花一些“版面费”，也可以把事情搞定吗？那些当不了博士生导师的“南郭教授”，或许正是这么来的？为学校着想，如果它不想误人子弟的话，也只好从鱼龙混杂的教授中遴选博导了。

　　博士生导师，依我理解，应该是一种工作和责任，即指导学生研究学问，但是在我们这里，它却成了既有职称之外的一种超高级“职称”，一种额外的、在社会活动和新闻报道中大放光彩的荣耀。基于此，我有时候就不得不给它加一个引号。

　　我不时觉得，“博导”作为一种称谓颇有点儿奇怪。比如在中外学术交流中，外籍一流学者来访，常有中国顶级学者相陪。这时候如果我们的官员、学者、记者、老百姓称人家为教授或博士，而称我们的学者为“博导”，是不是有点儿不伦不类呢？我们当然不会如此“不懂事”，否则便如鲁迅所说，“倘因为黄色脸皮人，格外从宽优待，反足以长中国人的虚荣心”了。那样，人家是会笑话的。我们绕开了这个称谓矛盾，但是并没有反思我们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尴尬。

　　没戴“博导”衔的吴小如教授在《中华读书报》作文调侃道：“我们这里的教授多得车载斗量，甚至逾于过江之鲫。……然则在众多教授中分出‘博导’与非‘博导’来，本属符合国情，无可非议。”年高德劭的大教授季羡林，虽然对当今“教授满园走”现象颇为生气，也只是生气而已。复旦大学让一些副教授当了博导，这做法对人们的冲击颇大。人们以后在某人名片上看到“副教授”一衔时，会觉得他可能是一个博导———如果人们对这位副教授的尊敬大于对一些“教授”的尊敬，您说这是不是一个悖论呢！也许“博导”在有些地方如同教授一样，也开始变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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