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典检验“奉献”(图)

http://www.sina.com.cn 2003年06月20日12:05 人民网-人民日报

　　高洪波，1951年生。代表作：《高洪波军旅散文选》、《鸽子树的传说》。

　　奉献二字，在平静的日子里是沉默的，像润物细无声的春雨；在非典的日子里则是响亮的，是呐喊、拼搏和抗争，是闪电和雷鸣，是一种大无畏的境界、舍我其谁的勇悍。没有平静的点滴积累，便不会有特殊时期的突兀崛起。这就是“奉献”精神的一种辩证关系。

　　也许奉献这个属于道德范畴的概念我理解太浅，从原始命题的角度，奉献包涵着无私、牺牲自我、克己、压制本能欲望等诸多因素，向远处延伸，奉献应从孟子的仁义中找到源头，后世讲义利之辨，“义”与“无私”同义，“利”与“自私”不殊。并由此牵涉到中国文化思想的中心乃至人类文化、尤其是政治行为的中心———公与私之辨的问题。

　　上述春秋战国文化，有两种极其相悖的思想：一为墨子；一为杨子。墨子讲义，主张摩顶放踵以利天下，彻头彻尾地牺牲自我，绝对的利他主义；杨子则相反，他主张“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他主张天下每个人都一毛不拔，纯为个人利益着想，绝对的利己主义。

　　在几千年的社会实践中，墨子和杨子的主张都不乏追随者，但事实上完全做到又很难。台湾学者南怀谨著《孟子旁通》，认为孟子崇奉仁义之义，向梁惠王极力宣扬仁义的美德，得中庸之精髓，难能可贵。

　　此次遭遇非典，北京将近50天处于高度警戒之中，每个单位、每个独立的个体乃至每个家庭都受到严峻考验。这种考验既是社会层面上的，又是道德意义上的。灾难突降，它考验着政府的应急机制、公务员的才能品质，也考验着每个人的良知。对于医务工作者而言，考验尤为严峻，是生与死的两种可能性的选择。其实，在我经历的对北京市各条战线的大面积采访中，无论公交战线、教育战线，还是物资保障战线、群防群控战线，都有大量感人的事迹，都映照出在灾难面前一个民族的性格，反映出一个人的觉悟。对奉献二字，理解便尤为具体和深刻。举一小例子：北京海淀区北下关街道办事处———人民政府的最基层组织，在非典突袭时，与办事处一墙之隔的中央财经大学宿舍楼要隔离，因为楼内有17人感染非典，5人死亡，疫情十分严重。宿舍楼被隔离两周，办事处的同志们送米送面送蔬菜，甚至连羊肉片、杏仁豆腐、小点心都一一代购，保证了这幢高层楼内每一户居民的物质需要。不仅如此，一天楼道的垃圾道堵塞，办事处的曹成恩书记从容上阵，在这幢楼内奋战三个多小时，清理出30多袋垃圾（详情请见本版《非常奉献》———编者）。这些垃圾不乏非典患者的遗物，肯定具有传染性———“这个时候我非上不可，说不害怕是假的，可我是政府的公务员，我必须尽自己的职责！”事后曹书记这样说道。朴素中有一种真诚的力量。

　　非典检验“奉献”，真的。

　　（人物素描：罗雪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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