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宗雷

　　美国攻打伊拉克的战争已结束两个多月，美英联军搜遍伊拉克全境，却没有找到萨达姆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实际证据。加上对伊拉克的“政权改造”举步维艰，美英士兵每天都有伤亡，布什政府和布莱尔政府滥用情报发动战争的指责炒得沸沸扬扬。在美英两国进入新一届大选之际，英国议会已决定很快就战前情报是否被滥用展开调查，美国国会也正酝酿对情报系统进行同样的调查，党派之争充满火药味，大有炒做成“情报门”丑闻的架势。

　　情报成为党派斗争的工具

　　美英情报界的悲剧在于，它在战争之前被政治家或战略家们利用作为发动战争的借口，而在战争之后，却又成为党派斗争的工具。

　　美国参议院情报委员会资深委员、民主党参议员罗克菲拉尔等人指责布什当局为了给作战提供理由而篡改、编造了情报，呼吁对政府操纵情报的嫌疑展开调查。民主党参议员罗伯特·博尔德质问：“大规模杀伤武器是不是为了攻占别国而编造的理由？”但国会占多数的共和党议员拒绝对布什政府处理伊拉克武器情报的问题进行正式调查。共和党籍参议院情报委员会主席罗伯茨指责民主党人的呼吁具有政治目的，声称：“绝不允许情报委员会卷入政治化的旋涡，或者被政治野心家利用。”

　　英国前国际发展部长萧特等人在议会作证时说，布莱尔政府选择性使用情报，夸大了萨达姆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威胁。因不满布莱尔政府“主战立场”而在3月份打伊前辞职的前下议院领袖库克告诉国会议员，他担心布莱尔政府滥用情报来“使我们已经决定了的政策能够名正言顺”。

　　布什、布莱尔理曲辞不穷

　　布什、布莱尔都是训练有素的政治人物。二人都坚称“未来将证明打伊是正确的”。布莱尔从一开始拒绝让议会调查他是否利用夸大的情报信息为出兵伊拉克找借口，转为同意展开调查。美国总统布什没有像战前那样发誓非得找到伊拉克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不可，否认无法找这些武器会影响美国的信誉。布什改口说：“伊拉克拥有一个武器计划。我确信再过一些时候就会发现他们确实拥有武器计划。”美国官员也都将寻找伊拉克武器改称为寻找“武器计划”或“能力”。与此同时，白宫发言人弗莱舍表示，布什政府“欢迎国会审查”。

　　美国国防部已成立一支由好几十名前联合国武检人员和大批情报员组成的小组，不过这次美国赋予的任务不是到伊拉克寻找武器，而是寻找伊拉克研制核武器的“计划”。与战前美国给核查人员规定交出核查结果的期限不一样的是，弗莱舍呼吁国际社会给予武检人员多一点时间。

　　美国情报是干啥的？

　　1947年美国成立中央情报局，本意是要建立一个独立的情报系统，协调分散在国防部、国务院、联邦调查局等处的情报部门，中央情报局长担负三重职能，即统筹情报界、管理中情局及作为美国总统的首要情报官员。但中情局一直受到国防部等单位的排挤。国防部掌管的技术收集系统吃掉全部情报预算（约300亿美元）的2/3。“国家侦察局”是情报系统最大的花钱户，负责卫星设施的建立、发射和操作。美国“国家安全局”负责密码编制、破译并将截获的信号转化成有用的声讯情报。“中央影像办公室”，后改称“国家影像和地图局”旨在建立有效的“影像情报”管道。美国国防部长充当“军情局局长”的角色，控制着主要的高科技收集设施。司法部下属的联邦调查局不让中情局插手国内情报，却向中情局主管的国外领域扩张。新成立的国土安全部也想分享情报大馅饼，使美国情报系统更加乱像丛生。美国参众两院都分别设有情报委员会，按照分权制衡的原则，掌握对情报部门的预算拨款，负责对政府情报部门进行监督，但结果只是事后的诸葛。

　　美国情报现在至少扮演四种角色。

　　一是充当美国民众心理承受能力的试金石。“9·11事件”后，美国总统、副总统、中情局长、国防部长、联邦调查局长都曾不断放风：根据截获的情报，美国将再次遭受袭击，甚至比“9·11”规模还要大。但这些警告大多并没有发生。

　　二是充当查看国际舆论对美国下一步可能采取重大行动的试探信号。美国媒体经常泄露美国政府特别是来自国防部的所谓机密，披露政府内部决策过程和即将出台的政策，或关于外国或组织的内部情况信息。比如美国媒体报道，美国防部将俄罗斯、中国等七个国家列为可以实施核打击的国家，“打伊”前泄露出来不同版本的开战时间表。

　　三是美国实行多重标准的解脱辞。美国不准备在哪里采取军事或制裁行动，中央情报局就会情报失察。1998年印度核试验，中央情报局局长声称“我们的确没有得到情报。”行政及国会对情报系统检讨了一番，不了了之。有些情报失察正好为美国以受害者的身份发动“正义反击”提供了机会。1941年美国政府一口咬定没有得到日本要偷袭珍珠港的情报。从“9·11事件”到阿富汗战争、再到攻打伊拉克，美国的情报是一笔糊涂账。

　　四是重大战略部署和调整的“体温计”。有什么样的战略目标就会有什么样的情报。反恐、大规模武器扩散已经成了美国到处拉扯的虎皮大旗。一旦美国准备对那个国家搞“政权改造”，就会放风指控该国或地区有与“基地”组织的踪迹、研发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很快战争或动乱就要降临这个国家了。美国正在研究调整美国海外驻军，过去50年来一直有美驻军的地方可能有所削减，而没有驻军或已经撤出的基地有可能恢复。一旦美国获得恐怖组织计划对美国驻台机构恐怖袭击的情报，美国也有可能派美军重新进驻台湾。最近美国以高雄港有可能受恐怖袭击为由派官员进驻高雄，这是20年来美国在台湾存在形态发生重大变化的开端。

　　谁砸了情报的牌子？

　　美英等国为了使军事行动的理由更加可信，动辄就打情报的旗号。以前，战争和冷战时期的情报战是国际政治斗争最为激烈的领域之一，它也说明，情报是严肃的，它的生命在于它的真实性和准确性。布莱尔在八国高峰会上说，他百分之百维持他向公众提供的证据的可信性，这些证据依据的是情报。他正是利用人们对情报的信任和神秘感。

　　情报的政治化其实并不奇怪，因为情报本来就是政治的一部分。上个世纪80、90年代美国对外行动的开路先锋是美国之音、美新署的宣传材料，现在美国在意识形态和道义上的优势已经丧失殆尽，所标榜的“民主、自由、人权”已不能在世界上一呼百应，因此只有靠情报、中情局残留的神秘色彩和人们对情报界的敬畏和信任来操纵国际舆论，美国记者、报纸、电台言必称“情报显示”。但在冷战后的今天，特别是在美英反恐的大形势下，美国情报界发生了重大变化，不用费心思去搞情报，他们只需要根据需要编情报。

　　“9·11”事件后，五角大楼组建了一个战略影响办公室来实现美国的战略目的，《美国家安全战略》公开把欺诈、操纵事实、制造谣言作为美国实现战略的手段。美国情报可以不依照事实等硬性数据，而是依据对手的意图、计划、能力、性质，甚至只考虑美国想要干什么。加上情报市场化、产业化发展，情报界往往是根据“客户”（主要是美国政府）的要求量身定做，甚至投其所好，应其所需。

　　情报或情报失察已成为美英等国对外政策和军事行动责任的替罪羊，“中情局”成为政治责任的回收站。1999年美国将“炸馆”的责任部分地推给“国家影像和地图局”，称它提供了一张旧地图导致美军误炸，“地图局”矢口否认。刚退休不久的美国国防部情报调查局战略、扩散及军事问题办公室主任格雷格·泰勒曼6月7日说，“让我感到非常困扰的是一些政府高层做出的一些不诚实的声明，而他们却说是情报人员这么说的。”

　　用错了情报就是没错了吗？

　　美国中央情报局正准备向国会提供有关伊拉克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情报，其中包括大部分属于机密的“数千页文件”，包括约谈消息人士的记录和他们的姓名、截听到的电话与无线电通讯内容、卫星照片以及查获的伊拉克文件，还有中情局的评估。即使没有找到伊克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实际证据，也要说明反正布什政府的确是根据情报做决策的。这是“郑人买履”的美国版：宁信文件不信现实。

　　英国情报官员指控，在“对伊拉克战争”之前，工党政府曾经向情报官员施压，逼迫他们说出“伊拉克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假证，布莱尔也可能会承认，是凭借着“错误的情报”，才做出攻打伊拉克的决定。

　　现在攻打伊拉克的战争结束了，如果美英长期陷入伊拉克的战乱之中，虽然有利于美国在中东长期驻军，但布什-布莱尔的政治前途可能受到影响。美英两国有关情报的争论实际上是把关于这场战争性质的争论变成一场情报技术性的争论。实际上，发动了一场错误的战争与根据错误的情报发动战争，是完全不同的性质。

　　（魏宗雷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

　　中国网 2003年6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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