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云翔

　　据6月13日《中国青年报》《全国首例诉行政立法不作为案一审被驳回》报道：江苏省南京市江宁区人民法院发出行政裁定书，驳回南京美亭化工厂对江宁区政府“立法不作为”的起诉。

　　但该文又介绍“江宁区法院已经发出了司法建议书，要求（江宁）区政府有关部门尽快制订新的拆迁办法”。这样的裁定和司法建议书给我们传达了两个截然相反的信息。裁定书认为有关行政部门的不作为是法律允许的；而司法建议书却认为这样的不作为与有关法律相违背，应当改正。使人困惑的是，同一案件中法官可以有两个对立的内心确信吗？法官对一事既肯定又否定，与法治社会的要求相符吗？

　　现代法律要求法官审理案件，只有形成了内心确信才能裁定。但是，一个法官在一个案件中却形成了两个迥异的内心确信，这很使人纳闷：两真必有一假！人们常说法官是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但是这样的矛盾又构成了法官对于自己角色的背叛：

　　假若裁定是法官内心确信的表达，那么此案的司法建议书，实际上就是法官违背法律，将自己都不能确信的东西作为对于行政机关的要求；

　　假若司法建议书是法官的真实意思表达，那么裁定就不是源于法官内心的确信。如果连法官都不能按照自己的内心确信下判，恐怕我们又要说这是法治的悲哀了。

　　我们经常呼吁司法救济，司法救济的前提就是司法必须坚强有力，法官应该基于理性和良心做出判断。一个在同样案件中作出相互矛盾的确信的法官，很难得到人们的信赖。人们常说法治就是法官之治，那么这种不信任就是危及法治社会根基的。

　　授权制定《暂行办法》的上位法规早已废止，《暂行办法》却仍在“暂行”。笔者认为，这样的案件并不是抽象行政行为不可诉的问题，而是法官是否依法办案的问题。上位法修改了，法官裁定的依据就应该是上位法，凡与上位法相违的实施细则，都是违法规范，失去了合法性与正当性的基础。

　　本案的焦点是有关行政机关不依法办事的问题。其实这样的道理人人都懂，并且这样的内心确信法官已经形成了，并在司法建议中体现了出来，而裁定只不过是法官迫于现实压力的结果。这一切说明我国法治之路仍然漫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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