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点交锋·关注杭州萧山区“缓刑听证制度”

　　日前，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法院在全国率先实施缓刑听证制度，即凡是对故意犯罪被告人拟运用缓刑的，必须经过缓刑听证程序（据6月22日《扬子晚报》）。缓刑听证程序以社区群众的意见作为适用缓刑的依据，而不再是由法官单独决定缓刑。笔者认为，这样的听证程序实际上是让判决更好地体现民意。

　　法律的实施永远比法律的制定更重要，笔者认为这样的听证程序看似限制了法官的权力，实际上是增加了法院的威信，因为他们的判决中体现了民意的成分，因此这样的判决能够使得法律得到最好的实施。我国没有陪审团制度，绝大多数判决都是由专业法官作出的，但是近来发生的一些司法腐败现象，一再告诉我们如果法官拥有了专断的权力也将是可怕的，必须有一种机制将公众的正义感注入到审判过程中，用公众的良心来防止法官的良心缺失。所以我认为在刑事审判中应该有一种机制，将“大街上的声音”传达给法庭，让法官们明白社会上对于此事的评价，让其了解被告人的邻居们对于此事的认识，这其中包含着社会理性，对于公正地审理案件是至关重要的。

　　但是我们不难看到对于判决中的民意表达，有很多人还是不能适应。同样发生在浙江的科学家杀妻分尸案中，有二百多名群众联名求情。对此事舆论一边倒地进行了指责，认为这样做是力图将功抵过，以人治代替法治。公众求情，媒体是如此的敌视，对此，我颇感疑惑：在法治社会中，难道公民们的求情真的是毫无意义吗？值得如此上纲上线地妖魔化吗？

　　其实，法官判案不仅要看法律是如何规定的，也不能忽视社会的理性。这就要求我们任何判决既要听取对被告人不利的指控，也要让社会上另一部分人的声音传达到法官的耳中，并且在断案中充分考虑，这有什么不对？兼听则明是任何正确判断形成的前提。笔者认为当前我国法官断案的风险不是来自于群众呼声的压力，而是来自于对于群众呼声的不了解。

　　我们永远不能忘记这样的现实，法律适用不是机器加工产品，规格一致，任何判决必须考虑犯罪的具体情境，也必须考虑犯罪者的具体情况。制止犯罪、维护正义、给每个人以公正才是适用诉讼的目的，因此在这过程中我们应该听取任何一个人声音。

　　总之，笔者认为，法治不应拒绝公众声音中的社会理性，法治之法从来就不仅仅是成文法，其中也包括人人不可逾越的理性。

　　邹云翔（江苏省泰州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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