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人地区的数学教育具有鲜明的特点，特别是华人地区的学生在国际数学竞赛和测试中的成绩屡屡领先，更引起国际数学界的广泛关注。究其原因，多从中国传统文化的层面上进行分析，诸如儒家注重现世功业、家庭严格管束、苦读加考试的社会环境、熟能生巧的教育古训、长于计算的传统习惯等等。其中更以“考试文化”的影响力最大。不过，本文拟从另一个角度，即“考据文化”的角度进行探索。

　　儒家文化是演绎系统

　　中国文化是多元的，但处于正统地位的一直是儒家文化。儒学大家主要从事君臣、父子、夫妇宗法关系的维护，鄙薄科学技术，当然也没有给数学应有的地位。即使像刘徽这样有贡献的数学大家也没有像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阿基米德、牛顿、欧拉那样受到社会的广泛重视和赞赏。数学往往只能作为民俗而存在，无法进入儒家文化的主流。但是，儒家文化本身却是一个演绎体系，在演绎这一点上，与西方数学要求并不抵牾。

　　不少学者认为中国传统文化“缺乏形式逻辑，却一直倾向于发展辩证逻辑”。日本的三上义夫认为，在古代中国数学思想中，最大的缺点是缺少严格求证的思想，他把这一点同形式逻辑不能在中国发展联系起来。这一判断有一定道理，但是也应注意到：从徐光启接触欧氏《几何原本》之时起，中国数学家对西方的逻辑推理从未提出过反对意见，而且能够很顺利地接受，并不违背。

　　乾嘉考据学派的科学意义

　　考据学是中国一门土生土长的学问。自雍正一朝大兴文字狱之后，清朝的知识分子不得不钻进故纸堆，大兴考据之学。清政府用编修《四库全书》的方式，笼络天下知识分子。考版本、纠错谬、辩音义，终使考据之学大盛。一般认为，清代学术之特色为考据学。明清一代学术走的是一条从反义理、重训诂，到独尊考据，再到兼重义理的学术道路。考据到了独尊的程度，也就形成了一种文化，在此不妨称为“考据文化”。

　　考据遗传

　　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西学大举进入中国。19世纪下半叶，乾嘉学派虽已解体，但是考据文化一经形成，便会发生重要的潜在作用。“中国旧学，考据、掌故、词章为三大宗”，考据列在第一位。“严谨治学”成为研究一切学问的起码标准，也是对学者的最高赞赏，其核心当然是指考据和训诂。

　　辛亥革命以来，特别是五四运动以来，尽管西方科学与中国传统文化屡有冲突，却一直和考据学派的思想相安无事。康有为、梁启超、王国维、章太炎，陈寅恪、钱穆等国学大师都是一时的学界泰斗，他们的治学态度绝对是一个时期的榜样。他们的学识渊博自不待言，而更令人折服的正是他们“精于考据，长于训诂”的治学态度。考据学派对中国科学发展的作用可以概括为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的论断：

　　“自清代考据学派200年之训练，成为一种遗传。我国学子之头脑渐趋于冷静缜密。此种性质实为科学成立之基本要素。我国对于形的科学(数理)，渊源本远。用其遗传上极优粹之科学头脑，将来必可成为全世界第一等之科学国民。”

　　这种“遗传”基因，直到今天依然存在。

　　辛亥以后的考据学和科学：胡适和戴震

　　辛亥革命之后，考据学派作为一种哲学和治学方法，并未消失。五四运动提倡科学和民主，考据学还是可以依靠的盟友。这一点，可从新文化运动的代表人物胡适和考据的关系来考察。

　　1922年，胡适正式接触戴震的哲学，内心深受震动，并立即投入研究。1923年底，开始撰述《戴东原的哲学》，至1925年8月，“改削无数次，凡历二十个月方才脱稿”。胡适这时认识到:“中国旧有的学术，只有清代的‘朴学’确有科学精神”。对此，他在《几个反理学的思想家》中作了进一步阐述:

　　“这个时代是一个考证学昌明的时代，是一个科学的时代。戴氏是一个科学家，他长于算学，精于考据，他的治学方法最精密，故能用这个时代的科学精神到哲学上去，教人处处用心知之明去剖析事物，寻求事物的条则。他的哲学是科学精神的哲学。”

　　这段话，清楚地指明考据学派和西方科学之间的联系。直至今日，仍然有人将戴震和笛卡儿相提并论，认为“笛卡儿清算了中世纪神学，戴震清算了宋明理学”，这当然是一个非常高的评价。

　　来源：马来西亚《光华日报》 整理：王义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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