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曙松

　　美国金融界在反思安然事件时，曾经将其称为资本市场的“完美风暴”，因为原来看起来精心设计的防范市场欺诈的种种监管举措，都被安然公司轻易地突破了，安然事件也被视为美国证券监管体系种种缺陷的集中曝光。事实上，也正是安然事件促成了美国资本市场对于监管体系的反思和一系列改进。

　　近年来连续发生的“问题富豪”案件，如刘晓庆、杨斌等等，无不与银行信贷密切相关，从这些相关案件可以获知的情况看，这些案件也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当前中国银行业信贷管理缺陷的一次次“完美风暴”，就在各家商业银行都声称建立了具有国际水准的内部风险管理制度时，这些“问题富豪”似乎轻松地突破了这些制度。我们姑且不去讨论“问题富豪”的庞杂的来龙去脉，仅仅从银行内部信贷风险管理的角度看，这些“问题富豪”事件反映了当前银行信贷风险管理的哪些缺陷？

　　一 商业银行开始面临民营企业的信贷风险

　　商业银行，特别是国有银行，长期以来在国有企业投入了相当规模的贷款，这使得国有企业转轨过程中出现的经营困境很容易转嫁为银行的不良资产。应当说，目前国有银行的不良贷款中，有相当比率是因为国有企业的转轨所造成的。

　　近年来，随着民营经济的快速发展，银行在民营经济投入的贷款比率在快速增长，因此，银行必须要开始面对民营企业可能带来的不良贷款。长期以来，银行对于国有企业的运作比较熟悉，对于其形成不良贷款的机制也有一定的了解，随着银行对民营企业的贷款规模在不断扩张，银行必须开始要关注民营企业贷款的运作机制，关注其不同于国有企业的地方及其对贷款偿还能力的影响。此次周正毅事件，从不良贷款的处置看，中银香港的动作就相当迅速，值得内地银行界借鉴。据报道，中银香港已经获得香港高等法院颁发的接管令，接管了周正毅在香港的控股公司新农凯及其附属公司的业务及资产，以保障该行的权益。

　　实际上，在许多富豪引人注目的财富积累过程中，往往与金融机构、特别是银行形成了十分密切的关系。金融机构的外部性，特别是以银行为代表的金融机构所支配的大量金融资源，往往成为这些富豪拓展财富过程中所必须借助的。在这个过程中，银行能够保证内部管理人员和信贷人员的专业水准和廉洁自律吗？这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

　　二 商业银行应当特别关注知名人士的“name lending”

　　成熟市场的商业银行，往往特别注意审批知名人士、或者是通常人们心目中所谓“富豪”申请的贷款，这就是所谓“name lending”,因为公众掌握的信息往往可能是局部和片面的，往往可能是夸大其偿还能力的，而银行贷款的发放最为关注的应当是贷款的偿还能力。这是海外商业银行在长期的贷款实践中总结出来的教训，值得当前中国的银行业汲取。例如，周正毅2001年荣登《福布斯》中国富豪排行第95位，2002年又上升至第11位。

　　因为银行业风险识别能力的低下，在一家银行给予知名人士以高额贷款之后，往往容易成为其他银行争相贷款的理由之一，对于该公司的偿还能力则很少注意。同一地区之间的银行对同一客户的贷款信息缺乏沟通，不同地区之间的金融机构之间的沟通就更为缺乏了，这就为骗贷的企业提供了在不同地区、不同金融机构之间套取贷款提供了机会。

　　可以说，一个过于注重贷款者的虚名而不是偿还能力的银行，一个盲目跟从其他银行的贷款行为进行贷款的银行，根本不是一个具备了完善信贷风险制度的银行，银行必然要为这一制度的缺陷付出不良贷款等的代价。因为一个投机的骗贷者，可能以较低的成本骗取较大的虚名，然后向遵循“name lending”原则的银行套取贷款，从而为银行贷款形成风险。

　　三 商业银行的信贷管理缺乏清晰的权力责任制度和激励约束制度

　　目前，从信贷风险管理制度的形式上，国内的银行与海外银行并没有很大的差别。那么，一个类似的制度在不同的国家运作下来，为什么效果会形成那么大的反差？除了客观原因之外，一个最为关键的制度性因素，就是目前国内的商业银行的信贷管理缺乏清晰的权力责任制度和激励约束制度，特别是在贷款出现问题时缺乏明确的责任制度。

　　所谓权力责任制度的缺陷，指的是目前贷款缺陷的分步完全根据行政级别、‘而不是风险管理能力来划分，而激励约束机制的缺陷则表现在激励不足约束过渡时信贷人员会选择消极怠工，而激励过分而约束不足时则会容易选择铤而走险。同时，信贷在出现问题时，往往通过所谓信贷委员会的集体负责制度等，人人负责的同时又人人不负责，使得责任的追究无从着手。

　　反观”问题富豪”案，如果商业银行的内部权力责任和激励约束机制完善的话，那么，这一笔贷款出现问题究竟是谁负责？是谁审批的？是否合规？就能够十分轻松地追查责任人，根本无需长时间的所谓调查。

　　四 “问题富豪”案所反映的银行在信贷风险识别体制上的缺陷

　　对于银行信贷活动来说，风险的识别是指通过统一的标准分析确定可能导致风险的因素的行为，其主要的判断依据则是客户的综合信息、财务信息、账户信息和授信信息等寻找和确定风险因素。民营企业骗取银行贷款，往往着重从上述几个方面的信息着手，提供虚假的信息来误导银行的风险识别。

　　据分析，有的民营企业为了骗取银行贷款，往往会刻意做大营业额，此时往往借助关联企业之间互开增值税发票，在此基础上通过没有真实交易基础的商业承兑汇票制造现金流，配合营业额的增加，使得银行用通常的信贷分析指标看来该企业具有较强的信贷偿还能力。有了这些在通常的银行信贷分析指标看来表现良好的数据，倾向于骗贷的一切民营企业会通过不同关联公司之间的交叉担保向银行贷款，借出大量银行资金。此时，如果这家公司控制有上市公司，则可能调动大量资金炒作自己旗下的股票，然后将家族企业内的资产以高价注入上市公司，从而将抽水得来的资金偿还银行的部分贷款，增大银行对于巨额贷款偿还能力的信心。

　　在上述骗贷的种种环节中，如果银行仅仅根据静态的财务数据进行风险识别，那么，被刻意操纵的财务数据能够使得申请贷款的公司具有很强的贷款偿还能力，从而误导贷款的决策。其中反映的问题在于，银行信贷风险的识别，需要建立在对于客户信息的深入全面的了解之上，在一定意义上甚至可以说，一个合格的信贷经理应当比公司的财务总监还更为了解公司的实际财务运作，信贷经理不仅应当具备财务知识、信贷知识，还应当具备对于企业管理的知识、不同产业的了解等。

　　除此之外，如果有中介机构配合作假帐、如果有内部信贷人员配合这些动机不良的企业一起骗贷，那么，在信贷风险管理的第一关－－风险识别方面，旨在骗贷的民营企业就能够很容易地绕过相关制度的约束了。绕过了第一关，实际上已经为不良贷款留下了隐患。

　　五 “问题富豪”案所反映了的信贷风险衡量方面的缺陷

　　所谓信贷风险的衡量，就是指通过制定统一标准来测算及比较所有的授信风险，将风险的可能性进行量化。这可以说是目前商业银行风险管理普遍面临的难点之一。如何运用适当的资料，对申请贷款企业进行适当的风险评级，衡量其可能违约的概率和违约时可能的损失，也是目前商业银行面临的难题。我们感兴趣的是，在对”问题富豪”贷款的银行中，有哪些是内部建立了适当的内部评级体系并对”问题富豪”的公司给予了评级的？这些评级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了”问题富豪”公司的实际风险状况？其间出现的偏差究竟多大？出现的偏差如果过大，究竟是人为的原因，还是内部评级模型本身的原因？基于目前披露的信息有限，这些方面的研究还有待深入。

　　六 “问题富豪”案所反映的银行信贷风险监督方面的缺陷

　　所谓信贷风险的监督，主要就是指商业银行在授信业务的全流程中对风险因素进行全方位的检查、反映的行为过程，其目的就是要求商业银行对日常经营活动中可能产生风险的环境加强监督，充分、及时、全面、有效的反映和披露可能造成损失的风险。

　　一家企业，如果其出发点在于骗取银行贷款，那么，即使他开始向银行申请时提交的数据可能是有意误导的，但是，在持续的经营过程中，如果银行的信贷经理能够及时动态地跟踪企业的经营状况和现金流动，是不难发现其中可能存在的骗局和陷井的。在这个环节银行的信贷出现问题，要么是信贷人员有意为之，要么则是银行信贷经理确实过于缺乏对于企业风险的持续监督，因而至少是一种工作上的失职。

　　七 “问题富豪”案所反映的银行信贷风险控制和调整方面的缺陷

　　银行所讲求的风险的控制和调整，主要就是指风险和收益的平衡，在准确识别风险变化的前提下，对风险给予适当的定价，使得贷款利率能够很好地弥补和平衡贷款的风险变动。换言之，在贷款风险明显提高之后，银行要么应当及时采取抵押担保等措施，要么应当提高贷款利率以平衡风险。

　　毋庸置疑，当前中国的利率管制使得银行可能进行的风险和收益的平衡变得无从着手。这样也为银行信贷人员的寻租提供了可能，因为贷款利率的管制产生了租金，而贷款的风险上升时也不能反映在银行获取的贷款利率的上升、反而反映在贷款产生的租金的上升，因此，利率管制往往成为诱使银行信贷人员寻租的一个外在的制度原因之一。

　　从”问题富豪”案的具体情况看，当前银行在信贷风险的控制和调整过程中还应当关注集团客户的贷款规模控制问题。所谓集团客户，主要是指通过投资、担保等关系形成的企业群体，这些集团客户往往在一个家族、一个富豪的掌控下，相互之间形成密切的、但是往往又难以为外部所了解的资金关系。为了扩大整个集团客户的融资能力，掌控整个集团客户的人士往往会动员子公司及其不同层级的下属公司到银行借款，从而放大整个集团客户的借款能力，这种放大之后的借款能力往往超过整个集团客户的实际偿还能力。这就涉及到客户授信整体风险的控制，而不能仅仅局限在对单笔授信的管理方面。

　　八 关注多种风险对银行信贷风险的传递和影响

　　从目前一些富豪出事的情况看，这些富豪在形成一定规模的财富之后，往往借助多个融资渠道，形成复杂的企业家族，这种企业家族往往覆盖银行、证券、保险、以及资本市场的上市公司。这种跨领域的多元化集团运作，增大了公众、监管机构、中介机构的监管难度，也使得内部的种种经营问题容易被隐藏和拖延。一旦问题爆发，就可能通过这种多元化的经营模式扩散到不同的领域，进而可能加大银行贷款的风险。据报道，至今，与周正毅所持有的农凯集团有关的香港及中国大陆上市的五家上市公司，已经受到波及而停牌或是股价大跌。在香港上市的上海商贸控股和上海地产控股过去两周估计总亏损高达5亿4900万美元；在内地沪深两市三家上市公司——徐工科技、大盈股份、海鸟发展，流通市值一周内缩水超过人民币16亿元。周正毅任法定代表人的上海高校科技产业（集团）有限公司目前持有富友证券经纪有限责任公司19.96%的股份，为富友证券第一大股东，日前其业务也被中信证券接管。

　　(作者简介：巴曙松博士，中国证券业协会发展战略委员会主任，中山大学岭南学院金融学教授，厦门大学管理学院兼职教授，中国经济改革研究基金会学术委员会委员，中国证监会基金监管部专家委员会委员，安邦咨询公司特约经济学家，大公国际资信评估有限公司专家委员会委员，兼任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特约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金融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天则经济研究所特约研究员等，曾在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从事博士后研究，并曾担任中银香港有限公司风险管理部助理总经理、中国银行杭州市分行副行长等职务。)

　　中国网 2003年6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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