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据工人日报的报道，为了下猛药治理机关干部借过生日、孩子上学等大操大办酒席，铺张浪费的顽症，贵州省某县最近出台了严禁干部职工大操大办酒席的决定，按照规定，违规者将缴纳廉政建设责任金，一般干部违反规定要交1000元的廉政金，科局级干部要交1500百元廉政金。而从4月1日规定实施以来，共有近100个单位的500余人违规，这些违规者缴纳的60多万廉政金全部上交财政。也就是说，具体到每一天，应该说就有八九个人在违规，每天的违规金额是在一万块钱左右。与这个名称叫做《严禁干部职工大操大办酒席的规定》相比，“严禁”难道就是这样的效果吗？

　　徐：我觉得这个政策的出台，跟它所要达到的目的完全是背离的。他说是要“严禁”，但实际上并没有禁止，更不要说“严格禁止”。

　　主持人：他既然舍得出这1000块钱或者1500块钱，恐怕他在心里也算一了笔账，如果他付出这笔钱能得到几万、几十万的收入，他又怎么会在乎这笔钱呢？而且这笔钱的名目叫做廉政金，听起来就合法化了。

　　陈：干部收相关单位人的礼金，或者收下级干部的礼金，本身就是一个违纪行为，收入至少是灰色收入。通过交了廉政金以后，把灰色收入洗白了，名正言顺了，合理了。说难听一点，假如贪污受贿来的钱，交了所得税是不是合法呢？我曾经请教过检察官，检察官说就是把贪污受贿来的所有钱全部捐给慈善机构，还算你贪污受贿。应该说是洗不白的。

　　主持人：从这条新闻里看到，应当说县政府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否则不会出台严禁干部职工大操大办酒席的规定，但是他出于一种要治理这个问题的初衷，为什么经过执行以后，取得了完全事与愿违的结果？

　　陈：根本在于制度在出台的时候，就不是一个科学决策。下来以后又不具备可操作性，没有调查研究做基础。咱们暂且认为制定政策的人是出于一种善意，是要治一治顽症，或者出于一种公心，实际上却完全事与愿违。这种现象在十几年前二十几年前都碰到过，比如规定公款招待不许超过四菜一汤，什么叫四菜一汤，不可能详细规定什么叫“四菜一汤”，所以下面自然有办法，鲍鱼算一个菜，鱼翅算一个菜，甚至把四种菜并在一个盘里，有什么意义呢？

　　主持人：最近又看到了这样一条新闻：重庆某县有一个法院，法院跟法院法官的配偶达成了一项协议，法院希望让法官的配偶去监督这名法官，比如说当这名法官收入反常的时候要问清楚他的收入来源是什么。带回高档礼品的时候要问清是谁送的，问不清楚我不拿。另外，不回家吃饭的时候要问你是和谁在一起吃饭的。不该吃的是不能吃的。另外，结交朋友还要问清这个朋友的身份是什么，职业是什么，不该交的不能交。

　　徐：我觉得这规定是没有道理的。起码在两个问题是不行的。第一，丈夫跟妻子是利益共同体，他们有着共同的利益，有着共同利益的人怎么可以相互监督？第二，有一个明显的什么问题呢？他把对人的监督，建立在个人的基础上，这是不行的。还是要靠法律法规制裁他。而企图靠这样一种协议的办法，依靠个人的觉悟，根本是靠不住的。

　　主持人：刚才我们谈到的两条新闻，应该说是从政策设计上就能够看到明显的破绽。

　　陈：比如还有一个县级市规定公款吃喝全到一个指定餐厅去吃，这好像也是新举措。还有规定，县市直各单位，各厂、各科、各局按规定，按级别规定公款吃喝消费数额，凡超出数额者，交50％，特好听的名字叫“扶困基金”，结果第一批就收4．5万块钱，送到150个下岗职工和贫困农民手里，又合法化了。对公款吃喝的问题，无非就是多点了几瓶酒和几款菜而已，能限制的住吗？从根上讲，公款大吃大喝的人不心疼税金，是老百姓交的税金，不是天上掉的，不是他的他不心疼，所以才用公款大吃大喝，多增加50％就心疼了？

　　徐：90％跟10％是一样的，因为都是公款，没有强制性。

　　主持人：为什么在出台一些政策的时候，不能像出台一部法律这样审慎呢？

　　陈：其实我倒觉得可能是制定规矩的人水平低，行政能力差，所以制定的规矩漏洞百出。

　　主持人：如果按您的推测，是因为制定政策的人由于能力差而制定一个不可行的政策，这个问题还好解决。就怕这个人意识到这个政策有问题，但是他是为了给自己树政绩而作出这样的决策，这个问题就麻烦了。

　　陈：我秀给你看看，秀给上级看看，年终总结的时候我有多么光彩的话可以讲，对着全市老百姓如何讲我们做了多少实事和新举措。

　　徐：我觉得作秀的心理应该是有的。现在整个社会还是在转型时期，在这种情况下，出台政策不够科学，不经严格的论证，不考虑长远，不考虑深远，急功近利，我觉得这种浮躁的情绪都可能是有的。

　　陈：如果把作秀的思路引入到政界，引入到行政机关，是非常危险的事情。一个好的制度是假设所有的人都有可能违规，所以要制定这个规矩。好的制度是让坏人做不了坏事，但是坏的制度会引诱好人也做坏事，比如本来我是不想请客吃饭的，现在只要交1000块钱廉政金就行了，大家都在这样做，他们的投入产出比例在那儿放着，谁都知道，我何乐而不为之？我认为这些政策之所以在操作中，显出它的荒唐性和不可操作性，是由于它的非刚性，不像法律那样有那么强的刚性。像福建武夷山市委市政府，干脆就规定满月、生日、升学，七七八八，所有婚丧嫁娶，只要是党员干部一律不许办，办了就是违规，这就很好操作。海南的临高县委规定有一个级别，副科级的干部，再有天大的理由不许办，没有交廉政金的问题，没有交帮困基金的问题，就是刚性的。这两个地方的规定比较有可操作性，强就强在刚性上。

　　主持人：所以政府设计一项规定，应该经过科学、系统和谨慎的调查论证研究之后，再出台实施，否则的话就有可能流于形式，这样做不仅解决不了实际问题，还会失信于民，损伤政府的形象。我们希望地方各级领导在出台政策之前请三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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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央视论坛》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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