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政府机关做过监察科员

　　在法国公司做过法方代表

　　在互联网最火的时候涉足过IT

　　而他现在以“乐评人”形象著称

　　常有唱片公司找他

　　说“麻烦您吹捧两句”或者“麻烦您骂两句”

　　王小峰说，我并不是一个很快乐的人，但我知道我的大部分快乐是从音乐中得到的。

　　“音乐从什么时候给我带来了快乐？”

　　我以为他要说高中，没想到他却追溯到了小学二年级，有点话说当年的味道。

　　“当时我是班里的学习委员，上课铃一响，我就要领头唱一首歌，歌唱完，老师就来了。有次上课铃一响，我照例领头唱歌，我起了个头：‘学习雷锋好榜样’，于是大家开始唱。一首歌唱完了，老师没来，于是我又起了个头：‘革命军人个个要牢记’，大家把《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唱了一遍。老师还没来，我想老师肯定是有点什么事情，但是不能不唱歌，否则课堂就乱了。于是我又起了一个头：‘东方红，太阳升’，当《东方红》唱完之后，老师还没有来。我傻眼了，我就会唱这三首歌，而且同学们也就会唱这三首歌。没办法，我就带着大家把这三首歌一遍又一遍的唱，最后下课铃响了，老师还没有来。当大家发现老师可能不会再走进教室的时候，唱起歌来都特别来劲，我也觉得特别高兴，下课后才发现，班上绝大部分同学的嗓子都哑了。”

　　听到这儿我笑起来，这是音乐吗？但是作为一个小学二年级的班干部，为了让课堂不乱，当然会从这件事里，感觉到音乐的最初魅力。实际上王小峰是直到高中，才对音乐有了感觉，那个时候，他已经开始不顾死活地到处复制音乐磁带了。

　　王小峰1990年大学毕业后的头一年没有正经上班，他大部分时间都在当年一个音像门市部门口混，那时候，在北京听摇滚不容易，好多人都到那里去交流信息，交换磁带，时间长了，就成了一个据点，最多的时候，能聚集百十来号人。人一多，目标就大，尤其是这些听摇滚的，都把自己搞得很摇滚，打远处看，跟一帮痞子一样，而且门市部地处闹市区，非常扎眼，治理三乱的人经常到这儿来查。但是，除了这个地方，再找不到能交流的去处，所以，每到周末，大家都自发来这里，风雨无阻。

　　王小峰说：“我可能不是第一个在那门口混的人，但我至少是第二个。”

　　1991年，打口带流进大陆，说到打口带，其实就是欧美音乐，因为只有欧美音乐才有打口问题。那时的音像店里，欧美流行音乐凤毛麟角，大凡在那个时代喜欢欧美音乐的人，都有过买打口带的经历。

　　为了得到珍贵的打口带，王小峰在那个音像门市部门口买着买着，居然也卖了起来。

　　有朋友从杭州给他打电话，说手里有一批打口带，问他想不想接。王小峰问都是些什么货色。当对方说到第3个名字时，王小峰就说接了。

　　多年之后，当时买他这批打口带的人还说：“你那次进的货是我见到的最好的，我后来再没见过那么尖的货。”可见当时王小峰的眼光。

　　王小峰这样做了几回，后来发现除了自己留下的，剩余的卖掉也赚不了几个钱，于是就洗手不干了，但他对买卖打口带的经历却一直刻骨铭心。

　　他曾对一个买磁带的孩子说：“要是我卖打口带挣了钱，就盖栋楼，楼的上面一定要打一个深深的口子。”

　　后来，当他主编的《欧美流行音乐指南》要出版的时候，他跟出版社说，能否把名字改成《打口唱片选购指南》，把出版社的编辑吓了一跳。有朋友说，这书出了你一定要送我一本。王小峰说，没问题，我一定把书锯一个口子之后送给你。

　　“现在，当我再次审视这些被狠狠锯掉一个口子的磁带和唱片时，总会联想到，我们很多人的青春就是与它相伴而过的，我们的青春或多或少也被不同深度地被打了一个缺口，当你走过这段岁月，蓦然回首时，它的残缺竟是那么的显眼，我们的青春又是与它何其相似。”

　　王小峰的第一个工作是某国家机关监察科的一名科员，当时他的工作，是整天和一些厂长经理打交道，检查这些企业领导的腐败贪污行为。

　　“那工作跟当爷爷似的。我一个刚毕业的大学生，那些四五十岁的厂长经理见到我都点头哈腰，一下去就陪我们大吃大喝。”

　　那一年，王小峰几乎有一半时间在下面吃喝，换了任何人，恐怕都不会把这当作一件痛苦的事，但王小峰偏偏不善吃，而且不会喝酒。越是这样，被检查的企业就越要巴结他恭维他，千方百计把他灌醉，因为这样就没法调查了。王小峰非常反感，他说：“我特别不喜欢这样，所以干了一年就不干了。”

　　一个刚走上社会的大学生，就这么轻易辞掉了一份稳定的、“当爷爷似的”工作，这实在让人难以理解。

　　当然，第一次辞职，王小峰或许还是个循规蹈矩的人，既然是学法律的，那就考律师吧，于是他买了两尺多高的参考资料在家准备。离考试的时间越来越近了，他的压力也越来越大。

　　但就在这时，他的家里来了一位很懂音乐的朋友，改变了王小峰的一生。

　　他看过王小峰以前发表的音乐评论，问王小峰：“中国一年能出多少律师？”

　　王小峰说：“大概几百个吧。”他又问：“中国几年才能出一个乐评人？”王小峰说：“不知道。”朋友劝他，我看你还是做一个乐评人吧。

　　那个时候，王小峰说自己的人生，就像在一个十字路口上，他想了整整一个星期。

　　就在离律师考试还有四五天，功课也准备得差不多的时候，王小峰终于下了决心，他将所有考律师的书打了一个包，直接送到废品收购站去了。

　　我问王小峰：“那一个星期，你都想了些什么？”

　　他说：“我想音乐是伴随我成长的东西，我从小到大可以说娱乐的东西很少，只有音乐了，既然我喜欢，为什么不尝试一下呢。”

　　就这样，王小峰来到当时的《音乐生活报》，做了一名记者，开始了他的文字或者说文化生涯。

　　现在回过头来看王小峰钻进文字圈头几年的经历，也许能看出他改变生活方向后，一发而不可收的状态：

　　1993年：《音乐生活报》编辑、记者；1994年：北京影音出版社企划宣传；

　　1994年—1995年：兼职《音像世界》杂志驻北京编辑；

　　1995—1997年：《中国百老汇》杂志社担任编辑；1995—1997年：在MTV北京办事处兼职编辑；

　　在此期间，他还和朋友在《音像世界》杂志上发表《对话摇滚乐》，居然连载两年半之久。

　　我问王小峰：“看你的经历，你几乎每年都在换工作，一般是别人把你挖走的，还是你自己走的？是不是骑着马找马，干的时候就在找新地方？”

　　“我都是自己走的，从来没被别人开过。当我对一个工作感觉很不舒服了，厌倦了，想两三天，就会辞职。至于将来有没有工作，是不是有好的工作，我先不管，辞职后在家呆上一段时间，然后就会有新的工作。我要是没工作的话，很多朋友都会帮助我。曾经有一些单位来找我，有个公司想让我去做出版，和法律有关的，因为我是学法律的，还有让我到外企去做白领，这种工作薪水都很高，但我觉得这样的工作和我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我这人是这样，如果我感兴趣，再难的工作，我都会用很短的时间做好，但如果不喜欢，即便做好了，我又会从中得到什么呢？”

　　“每离开一个工作，你害怕不害怕找不到新的工作？”

　　“不怕。”

　　“可是当你开始离开时，你还没有找到新工作，为什么不怕呢？”“因为我觉得自己还算是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

　　“你怎么知道自己是对社会有用的人？以前你知道吗？”

　　“不知道，但毕业之后，当我发现自己有能力做好一件事情的时候，就比较有把握了。一个工作对别人来讲也许很好，但我发现它对我来说已经是束缚的时候，我就开始烦了。所以在做一个工作时，我特别怕自己厌倦，一旦厌倦，我就干不下去了。”

　　“你怎么会一年就厌倦呢？是不是因为你后来有名气了，找你的人多了，你就不在乎了？”

　　“不知道，但我总希望给自己创造一个没有太多压力的环境，这和收入的关系不是很大，不过基本上每换一个工作，工资都会比以前多一些。”

　　从1990年毕业到1997年，王小峰已经换了6个工作，其中只有小科员的位置和法律沾边，其他5个都与音乐有关，按说，既然喜欢音乐，又干着评论音乐的事，应该是如鱼得水，越干越红火，越干越踏实的，但王小峰却不是。因为他干到后来，不仅厌倦了这些工作，居然对音乐也开始厌倦了。

　　“那个时候，我突然想躲开音乐了，写了几年，我发现自己状态不太好了，觉得肚子里面有点乱，有点掏空了的感觉，我于是就去做 IT，做图书，做时尚了。”

　　“可这都和音乐不沾边呀？”

　　“是这样，那个时候我对音乐厌倦了，厌倦的原因是，我可以轻易地在北京买到任何一张我感兴趣的唱片了，对音乐的那种兴趣就一点点减弱了，因为我没有了那种寻找的过程，那种跋山涉水寻找的乐趣，因此对音乐疲惫了，不想听了，而且我发现我当了这么多年的编辑记者，专业知识其实非常少，后来我去《中国资产新闻》，就想尝试一下做报纸的感觉，把音乐放下。”

　　于是，王小峰来到《中国资产新闻》，成为了一个周末版的编辑。里面没有音乐，只有读书、 IT和时尚，当时没有人教他，但正如他所说，“只要我喜欢的，我就会在很短的时间里把它干好。”一个月之后，王小峰就进入状态了，他感觉特别适应，那个时候，有人向他约乐评稿他不写，音乐圈里发生的任何事情他都不参与。他说：“音乐跟我没关系了，我不想和这个圈子发生任何关系。”

　　但是，王小峰并没有在那里干多长时间，他的容易厌倦的性格永远不会改。一年之后，他又辞职了。

　　“我辞职总是看自己状态，别人看来可能还很好，但我的感觉已经不好了，后来我就去了一个法国公司，做体育方面的东西。”

　　这对王小峰来说，又是一次新的尝试。“你懂体育吗？”我问。“是个男人都会懂一些，我本来也特别喜欢，像球类，非球类的一些基本知识也都知道，上学时，这些基本上就都懂了。”

　　在法国公司他还是没干多长时间，但这次离开的原因，却是因为和法方老板较劲。

　　在法国公司，王小峰是中国人，却要代表法方，这让他有点不适应。去的时候，法国公司让他自己报薪水，王小峰不知道自己身价多少，于是咬着牙说，一个月7000怎么样？对方说开会研究一下。研究完了人家问他，6500怎么样？王小峰暗喜，这工资就很高了。

　　当时公司办了两本杂志，王小峰一个人负责的版面和其他十个人干的一样多，他却经常一个多星期就把活儿干完，剩下二十多天居然晃晃悠悠没事干，看到别人总在那忙，还弄得乱糟糟的，王小峰以为，是他们没做过媒体，手生。

　　结果有一天公司财务的电脑坏了，让王小峰这个多面手帮着查一下，并把所有密码都告诉他了。王小峰于是看到了大家的工资单，他这才知道，虽然他是法方代表，一个人顶十个人干，工资实际上不过是中等，而别人还总觉得他呆着没事干，于是他觉得自己挺亏。

　　我不知道王小峰是不是因此就在心里埋下了怨气，总之后来他和法方老板闹起了别扭。

　　“那个法国人特讨厌，他看不起中国人，这点特让我受不了。如果是我这个中国人去了法国，你看不起我没办法，人在屋檐下嘛，可是你到中国来了，还跟我来劲。”

　　由于王小峰干活儿快，法国老板看他经常闲着没事，就让他干一些没法实现的事。其实任何一个老板，谁愿意看着手下晃晃悠悠闲着没事干，不给你找点事才怪呢。

　　一次，香港那边把设计好的样子拿来，老板让王小峰加班来改。

　　王小峰很不在意，说：“这用加班嘛，几分钟就搞定的事。”

　　当时有翻译在，王小峰尽管口语不错，也没用英语和法国老板说。他说其实这话北京人都明白，意思是有两小时就干完了，可翻译当时却将那话翻成“十分钟就能搞定的事”，其实翻译也明白这话的意思，只有那法国人不明白。

　　于是法国人说：“那这样吧，你周六来加班，我给你掐表算时间，十分钟你搞不定我就扣你工资。”

　　当时翻译翻完，王小峰就说：“你不用扣我工资，我现在就走。”

　　法国老板以为他开玩笑。

　　可当王小峰开始收拾东西时，那法国人却愣了，王小峰将自己东西拿好，转身扬长而去，大有“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之势。

　　后来，这法国老板上面的老板，给王小峰打电话，希望他再回去。但王小峰说：“我不回去，这人我一直就挺讨厌他的。”一个法国公司的法方代表，还有不错的收入，但王小峰因为和法国老板怄气，在那的工作经历，只有7个月。“后来你又去了哪儿？”我问。

　　“我在家写了两个月的书，就去了一家网站，给他们做内容总监，那里收入比较高。”

　　“天哪，又去做 IT，你懂吗？”

　　“有什么不懂的，我早就在琢磨了，而且在其他单位采访时也和 IT界打过许多交道。”

　　但是千变万化的 IT界，也没有留住王小峰，两年时间，他在 IT界换了两个地方，最终抱着失望离开。

　　“那不是我实现理想的地方，只是挣钱的地方，我发现那些人之所以做，是因为能够拉到风险投资，至于理想，只能放在一边，工作没有一个连续性，今天这样明天那样。”

　　理想比钱更重要，学不到新东西，离理想又很远的工作，对王小峰来说是不可想象的，但是直到此时，我还没有确切弄明白，王小峰的理想究竟是什么。

　　在此期间，王小峰从这儿跳到那儿，从法国公司跳到 IT界，虽然没写什么，但却一直在思考，他在让自己一点点恢复对音乐的感觉，他说：“人老干一件事情，干到一定程度就开始疲倦了，乐趣就会没有了，所以需要休息，需要恢复。”

　　这时，一家体育媒体的老总又把他叫去，他看王小峰挺懂体育，想让王小峰帮他做。王小峰婉言谢绝了，他说，我平生两大喜好，一个音乐，一个体育，音乐已经成为我的一个工作了，你还是让我留一个爱好吧。

　　老总觉得奇怪，问他：“你是不是因为钱？”

　　王小峰说：“你给的已经很多了，8000多，已经不少了，但我不是为钱。写乐评之后，音乐已经和我开始的感觉不一样了，我不愿意体育也成这样。”后来，还有一些人找王小峰去做体育，他都没有去。

　　王小峰笑着对我说：“有人说，不三不四搞音乐，地痞流氓搞体育，胡说八道搞 IT，可这三样我都做过了。”

　　后来，当音乐感觉恢复之后，王小峰又开始给《三联生活周刊》写音乐专栏了，于是这个媒体大哥大又看上了王小峰，让他过去，王小峰二话没说就去了，因为他喜欢在这里富有挑战性的感觉，“一个选题，在其他媒体能通过，在这里你是通不过的，你搞得不深入人家会笑你小儿科，我在这儿现在什么都写，干得很累，但比较顺心。”

　　因此直到今天，王小峰还没有离开这个位置，这成为了他惟一维持两年之久的工作经历。

　　“实际上，你靠写乐评，给一些唱片公司做企划写文案，收入会很可观的，为什么还非要有份工作，又这样跳来跳去呢？”

　　王小峰说：“如果你以写乐评当职业，没有工作，你的乐评怎么能保持独立呢，因为你是为唱片公司服务的啊。在商品社会，想做一个独立的乐评人是很不容易的，所以我要有自己的职业。我看到很多年轻的乐评人，一开始还能保持独立，但一旦和圈子里的人挂上之后，写的东西你就能看出来，就不独立了，就不敢说话了。我为什么一定要做媒体，我就是想公正，如果我专给哪个唱片公司做文案，那就要听人家指挥，但是我做媒体就可以出保持公正，客观。”

　　“现在很多乐评人、记者以与艺人勾肩搭背为荣，并且经常在一起狼狈为奸。其实把这件事情说开了，就是个相互利用的关系，各取所需，这种利用有时是赤裸裸的、势利的，双方看重的都是对方的使用价值。但是，当你和你所评论的产品制造者的关系变得很特殊时，你就变成了一个枪手。有时我很留意中国评论家对国外作品的评论，不管是音乐还是电影，只要是外国的，你就会发现写的总是很好，很坦荡，一旦评论自己的东西，就开始顾左右而言他，水准急剧下降。”“我曾经在一家报纸发过一篇评论摇滚乐队的，他们就要打我，但我不管，你吓唬我也好，恐吓我也好，我就这德性，所以他们也拿我没办法。以前，我总能接到这样的电话，某个歌手出专辑了，希望我能听听，或者是‘麻烦你吹捧几句’。每次听到这样的话，我都有点不解风情，我说对不起，你找别人去。后来，他们换了方式，说‘就麻烦你骂两句’，我还是不解风情，如果它根本不值得一骂，骂它何用？某些传媒，在商业压力下已经逐渐丧失了立场，编辑们像排泄一样，把一些垃圾文案源源不断地公之于众，这看上去很符合市场法则，实际上，这就像饮鸩止渴，后患无穷。当这种恶果在不断蔓延时，还有谁去想到‘良心’二字？”

　　“我经常听到人说我不懂音乐，但后来我发现，凡是他们说我不懂音乐的时候，经常是在我批评他们之后，我夸他们的时候他从来不说我不懂音乐，我曾经跟一个人说，以后在我夸你的时候，如果你敢说我不懂音乐我才佩服你，我说你们这帮人只能夸，稍微说点批评的话，你们就拿音乐吓唬人，我告诉你，我就不懂音乐，但是我有说话的权力。实际上在我写的时候，每写出一句话，我都能想象出他们看到时是什么反应。

　　“比如有个国外的乐队来中国演出，有人找我评论，我说你这是冒牌的东西，既然是挂羊头卖狗肉，最好明说。现在流行文化中假冒伪劣太多。评论是最好的误导，评论者把自己的审美取向强加给别人的同时，也在歪曲一些真实的东西，所以，评论者要有责任感。”

　　王小峰告诉我，在很早的时候，他曾经看过一个电影《几乎成名》，电影说的是美国一个15岁的小孩要去采访摇滚乐队，他的一个在音乐杂志当编辑的好朋友告诉他，你马上就要去采访了，但你要记住，第一、他们只会给你讲他们的传奇和神话，不会讲他们很真实的东西。第二、你接触他们之后，你的身边会有很多的美女和啤酒，这些东西会让你写东西变得不客观。第三、你一定要记住，不要和他们交朋友。但那小孩因为没有经验，这三条都没有坚持住。

　　在1993年，王小峰去采访一位著名歌星，那天，他下车之后，没有马上过去，而是坐在马路牙子上，点着了一根烟，他说自己要好好想一想。这个时候，他想起了这部电影，他对自己说，我现在就要开始和娱乐圈接触了，我得把持住自己，不管这人跟我多熟，这人多红，对我多好，我一定要保持距离，坚决不和他们交朋友。

　　王小峰深吸了一口气说：“现在想来，我真是做对了，我没有放弃我的原则。”

　　“那么你怎么就能这样清醒，这样坚持呢？”

　　“因为我一开始就没把它当成一个饭碗，否则我现在也可能不行了，我写乐评完全是业余爱好，我想既然是我的业余爱好，我干嘛不写得舒服一点呢？我想怎么写就怎么写。”

　　原来王小峰是这样看待工作的。我终于明白，也许，这才是王小峰的理想，在王小峰的生活中，始终有两条线交叉在一起，一条是他不断变换的工作线，一条是他始终如一的音乐评论线，这两条线互为因果，互为补充，互相支撑，勾画出了王小峰的独立、清醒和沉着。让我们来看看王小峰在音乐评论这条线上的脉络：

　　1989年开始发表音乐评论，迄今为止在内地、香港和日本各类报刊上发表音乐类评论、访谈、随笔等文章近60余万字。

　　从1992年起，在《音像世界》连载《对话摇滚乐》，时间长达2年半。

　　从1993年开始，主编中国第一部全面介绍西方流行音乐的百科全书《欧美流行音乐指南》，历时6年多，并于1999年出版。

　　2003年，出版音乐评论集《不是我点的火》。

　　曾先后在《音像世界》、《北京青年报》、《三联生活周刊》等媒体开设音乐专栏。

　　我不知道王小峰这种独立性还能坚持多久，他还要换多少工作，但是我知道，只要坚持，就有希望，而如果所有的乐评人都能这样坚持独立，中国的流行乐坛也就有了希望。

　　记者手记

　　一个酷爱摇滚乐，被称为“愤怒乐评人”的形象，应该是怎样的？我不知道，总之会是怪怪的，一些亮晶晶的铁链身上总该有的，头发是红是绿不好说，但总该粘成直立的，耳朵或鼻子上镶个小环也不过分。

　　和王小峰约好在安定门肯德基见面。我坐在角落里，翻看他的音乐评论集《不是我点的火》。看王小峰的乐评别指望优美，要看气势，也许就因为文字的直白，那气势才更加猛烈，才拍得凶狠，但我总觉他的文字破坏性太强，不留一点余地，加上他好像和国内外大牌歌星都一锅混过似的，一应细节信手拈来，吃咸吃辣放屁打呼噜似乎也都知道，因此看他乐评挺开眼，能知道好多事，有站在世界乐坛上想瞄谁就瞄谁的感觉。

　　那天每进来一个年轻人，我都抬头看看，凡是打扮出格点的都注意到了，但都不是他。直到一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戴眼镜青年站到我面前，我才吃惊地伸过手去，这就是王小峰。

　　王小峰说话很慢很有条理，不愧是中国政法大学学经济法的，似乎总在论证什么，你把话题绕开很远他也能找回来，但我不明白，好好的一块律师或检察官的料儿，怎么就喜欢上摇滚乐，还成了著名乐评人？居然在毕业后的13年里，换了11个工作，而且都是自动辞职，只有一个小科员的工作和所学专业沾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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