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延州

　　30年前，即中日建交后不久，我作为新华社记者，曾随中国青年乒乓球代表团访问日本长野县木曾郡的一个小山村———楢川村，写了一篇报道，题为《友情满山村》，发表在人民日报上。30年后，人民日报为纪念中日邦交正常化30周年，将其近30年登载的有关中日往来的文章集结成册出版，书题为《永远的邻居》。我的那篇报道有幸被收录其中。

　　重见此文，把我带回30年前，让我回想起文章外的许多关于楢川村的人和事。

　　在一般日本地图上找不到楢川村，但是提起“木曾漆器”则人人皆知。大约300年前，这里的村民开始制造漆器，因当地山上盛产的桂树、桧树材质细密，宜作漆器的木胎。但这里并不产生漆，他们制造漆器用的生漆大部分是从中国进口的。可以说，从楢川村生产漆器起，生漆就把这个日本小山村和中国联结起来了。

　　那天，在主人的带领下，我们参观了村里的漆器一条街。只见临街两旁都是漆器店，店里摆着各种漆制食具和家具，有漆碗、漆筷、漆桌、漆柜等。据介绍：全村共有200多家漆器作坊和商店，全村千余户人家，70％—80％都与漆器生产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关系。

　　楢川村有过一段这样的经历：1958年5月，因当时的岸信介内阁纵容亲台的右翼分子在长崎市制造“撕毁中国国旗事件”，中日贸易几乎全部中断。楢川村的漆器业者也因中国生漆供应断绝而陷入绝境。为了生存，他们举行集会，喊出“打倒岸内阁”的口号，并到东京首相官邸游行请愿。1960年周恩来总理知道日本部分中小企业所遇到的困难后，决定给以“个别照顾”，继续向日本中小企业提供所需原材料（生漆、甘栗、中草药等）。楢川村从而绝路逢生。

　　那天，我们还参观了木曾漆器工业协同组合的原料仓库。里面满满地堆放着用木桶装着的生漆，都是中国湖北、四川等地生产的。漆业协同组合的人说：“两国建交了，今后我们不必为生漆的供应担心了。我们忘不了中国人民和政府在我们遇到困难时给我们的照顾。”

　　在这次访问中，我认识了楢川村长泷泽重人，他同时是楢川村日中友协支部会长。这个村的日中友协支部就是在反对岸信介内阁的斗争中建立起来的。当时，他是村公民馆职员，由于受到村民们的爱戴，自1963年起连续几届当选为村长。

　　听村民们说，在日中两国签署建交联合声明那天，全村如同过节一样。村政府、漆器作坊和商店，都挂起两国国旗，贴出“祝贺日中邦交正常化”的标语。白天，大家收看来自北京的电视广播，晚上泷泽村长主持举行了庆祝酒会。

　　我们去楢川村那天，两国建交虽然已过了一个多月，但是感觉到村民们仍处于欢庆的喜悦之中。那天，楢川村为我们举行了一个既是欢迎中国代表团，又是庆祝中日邦交正常化的招待会。泷泽重人以村长和日中友协支部会长的双重名义致词，他说：“日中邦交的恢复决不是日中友好的终点，而是日中友好的新起点。”接着他又说了一段深深印在我心里的话，他说：“过去，日本帝国主义和军阀给贵国造成了莫大的灾难。今天，我们要决心防止军国主义，决不允许那样的侵略战争重演。”他的讲话，博得村民和中国朋友一片掌声。

　　此后，我在驻日本期间同老村长每年新年都有贺年片交往。1988年我卸任回国后，仍有书信往来。1990年4月初他来信说：“楢川村正编写《楢川村志》，希望将日中邦交正常化那一年，你访问楢川村后发表在人民日报上的《友情满山村》的报道收入其中。”又说，不久他将访问北京，如能找到那时的报纸，请复印一份交给他。同月底，我前往他下榻的北京饭店拜会了他。虽然相隔18年再次见面，但他同我头脑中的印象没有太大的变化，依然身板挺直，热情憨厚，只不过头发已一抹银白。他大概已有70多岁了。他说，他已退休，现在只有一个楢川村乡土史研究会会长的头衔。我把事先准备好的有我的文章的人民日报送给他。他连忙感谢说：“对于楢川村来说，这是珍贵的资料。那是我们村在日中复交时，也是战后第一次接待中国客人，值得保存在《楢川村志》里。”

　　我们坐下来，谈了中日复交后楢川村的新变化，谈了楢川村的日中友好活动。

　　这以后，泷泽从日本还来过几封信，大约1993年后，再也没有收到过他的信。

　　2000年，我有机会重访日本。在我预定拜访的人中，有泷泽村长的名字。临出发前得到消息：他已故去。我不相信他那样好的身体会突然逝世。到东京后，我又请日本朋友同楢川村联系。当晚，接到一位友人来自楢川村的确切电话：“泷泽老人于1994年在长野县因一次车祸不幸故去，享年76岁。”

　　泷泽村长是我认识的一位普通的日本地方行政官员，一位热心日中友好活动的人士，又是一个日本老兵。战后有许多过去的日本兵参加了日中友好运动，在不同的领域，为日中邦交的恢复，为日中友好事业的发展做出了贡献。他就是其中的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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