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讯 （见习记者 孙亮） 日前，本报就林同学在转学中所遭遇的高考成绩难以得到权威认证、林同学希望颁发一份由教育部门统一制作的写明考生参加高考的考点、考场以及各门考试分证书的报道后，得到社会各界的积极响应。昨天，一些考生以及考生家长再次致电本报，认为如果法律上没有禁止的话，有关部门制作“高考证书”无论是在社会效益，还是在经济效益上都能够“得利”。
一位刘先生告诉记者，自从本报就高考成绩能否“证书化”展开讨论以来，他一直很关心讨论的进展情况。他坦言，“高考证书”的问题可能现在只是林同学的问题，但这也很有可能发生在其他高考考生的身上。因此，他建议，如此有意义的讨论应该引起政府有关方面的重视，况且这种证书即使让考生交费的话，最多也只需几元钱，但为考生将来可能留学、转学、转系提供了一个可靠的证据。这不仅让考生轻松了很多，也更好的发挥了有关职能部门的作用。
另一位姓吕的先生向记者表示，其实制作证书对于有关部门并不是一件很难做到的事，有关部门既然有了以往各届考生的成绩，为何不肯把高考成绩给考生自己保存，其实这些成绩只有对考生本人才最有用处。吕先生认为，如果能够给高考考生制作高考证书的话，不仅对考生有利，有关部门也会从中得到一定的收益，花点小钱，既让考生如意，又有经济利益，有关部门对此不予支持，让人颇为“费解”。
对此，苏州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的一位副教授坦言，“高考证书”的问题其实反映了计划经济管理方式在教育部门管理上的残留。该教授明确表示，有需求就有供给，这是一个早就该解决的问题，现在呼吁已经晚了，他希望在社会的关注下，能够给有关部门提一个醒，认真考虑一下群众的呼声，争取尽快采纳并实施“高考证书”的建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