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锜

　　“飘风不终朝，骤雨不终日”。一场突如其来的非典肆虐，在举国动员、全民奋起的抗击下终于呈现出强弩之末的颓势而渐趋消弭了。值此痛定思痛之时，人们联想到疫情当初烈火般蔓延的可怕情景，很自然将关注的话题集中到我们一些平日习焉不察的生活陋习上来了。

　　不必讳言，在我们历史悠久的传统文明中也的确还掺杂着某些不健康的因子。即如不注重日常卫生便是其中荦荦的一端。

　　痼疾难除，自然缘于病根很深。这就不能不让人从我们传统文明背景中去探寻那些导致陋习病灶的不健康的文化因子了。诚然，我们的前圣先贤，很早就讲究濯帽濯足，斋戒沐浴。但同时在另一方面，又似乎逐渐对不洁行为萌生了一种趋好和欣赏的偏向。这里且不说那些“古之辞世者或被发阳（佯）狂，或污身秽迹”的古老轶闻和传说了，就说号称一代历史名臣的前秦王猛吧。他面对桓温，一边捉捏着虱子，一边侃侃谈论当时的世务。对他的这种龌龊不雅的举止，在当世或嗣后非但没有人表示过讨嫌和反感，反而作为一种豪爽任性、旁若无人的风采佳话，津津乐道并连篇累牍地予以赞颂。一直到了宋朝的王安石，清朝的刘墉，这个故事仍在不断地演绎着，还弄出个“屡游相须，曾经御览”的须虱颂“美谈”来。岂非咄咄怪事。

　　政治家如此，那么文人名士呢。说来也够叫人寒碜。嵇叔夜虽写过养生论，但却一月不梳头，阴子春半年不洗足，柳宗元一搔皮肤，尘垢满抓。或谓当时社会病态，出于避世和求生的无奈，但不洁到自戕和害生的地步，总是过犹不及吧。随着这一风气的潜移默化和浸润熏染，于是“不治形仪”、“不修边幅”便由贬词而逐渐转化成一种褒词了。就连石曼卿自作一庵，也起名扪虱，陈善作一部诗话，同样题名扪虱，真也是俗话说的“虱多不痒”啊。至于有名的道士自号张邋遢，癞和尚也以“破衲芒鞋无住迹，腌臜更有一头疮”为荣，也自是不足为奇了。还有一位附庸风雅的禅师，竟然作了这么一首咏雪的恶诗：“阵阵朔风寒，天公大吐痰。明朝红日出，便是化痰丸。”佛家曾有高僧以秽物谈禅就叫人觉得怪异，此公以最不洁的东西来比兴最纯洁的白雪，就更是让人匪夷所思的了。

　　既然习惯和欣赏不洁事物成了一种以俗为雅的社会时尚，那么讲究仪容整洁，举止文明的人，必然会被视为格格不入的“另类”了。如南史中所说的那个何佟之，性好洁，爱洗澡，就被人讥为“水淫”；宋元两代的书画家米元章和倪元镇，特别讲究卫生，也为人莫名其妙地所诟病，被称为有“洁癖”和“洁疾”。所有这些，难道不说明我们民族在生活美学观念和文明心态方面，明显地走偏而步入了某种误区吗？有道是“城中好高髻，四方高一尺；城中好广眉，四方且半额。”我们能说上流社会和某些僧道之辈的流风弊俗对下面广大社会阶层没有影响？！至今在老百姓中广为流传的“不干不净，吃了没病”、“眼不见为净”，以及“鼻涕子，出好汉”、“病夫多长寿”一类的口头禅，我们还不是时有所闻吗？！正是因为骨子里存在着这么一些似是而非而又根深蒂固的糊涂观念，自不消说将啐然一口和随地抛洒的陋习视为不足挂齿的小事了。

　　所幸这次非典又为我们敲响了一记警钟，给了我们一次重新审视和反思自己传统文化中某些不健康因子的机会。尽管自新中国诞生以来，许多陋习和鄙俗经过时代大潮的冲刷和涤荡早已使泱泱华夏乾坤再造，“换了人间”。但时至今日仍美中不足，残习犹存，也还是“闲话之余宜自省，此间恶习染未无”的有目共睹。“五四”时期，我们时代的先驱者在高呼欢迎德先生和赛先生的同时，也曾呐喊着欢迎模拉尔小姐，提倡文明道德，遗憾的是这后者似乎迄今仍姗姗来迟。我想，如果这次我们能切实记取教训，不再好了伤疤忘了痛，开始对陋习全面地防微杜渐，诚心诚意地恭迎模拉尔小姐光临神州大地，那可就是不幸中之大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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