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国平
经历了非典灾难后读《鼠疫》，我们会有异乎寻常的感受。
加缪的这部名作描写了一场鼠疫的全过程。一般认为，这是一部寓言性小说，鼠疫控制下的奥兰是喻指法西斯占领下的法国。然而，加缪对瘟疫的描写具有如此惊人的准确性，
以至于我们禁不住要把它当作一种纪实来读。一开始是鼠疫的先兆，屋子里和街上不断发现死老鼠，第一个人死于怪病，接着是第二个、第三个，逐日增多。某一位医生终于鼓起勇气说出“鼠疫”这个词，其他人亦心存疑虑，但不敢承认。疫情迅速蔓延，成为无可否认的事实，市府怕惊动舆论，封锁消息。终于到了封锁不住的地步，于是公布疫情，采取措施，消毒、监控、隔离，直至封城。因为害怕传染，人人口含据说能防病的薄荷药糖，乘公交车时背靠背，怀着戒心疏远自己的邻居，对身体的微小不适疑神疑鬼。商人乘机牟利，咖啡馆贴出“酒能杀菌”的广告招徕顾客，投机商高价出售短缺的物品……凡此种种现象，我们现在读到都不觉得陌生了，至少可以凭自身的经验加以想象了。
我们不该忘记，对于加缪来说，鼠疫的确只是一个象征，象征的是任何一种大规模的祸害，瘟疫、灾荒、战争、专制主义、恐怖主义等等都可算在内。问题是当这类祸害降临的时候，我们怎么办？加缪通过他笔下主人公们的行为向我们说明，唯一的选择是站在受害者一边与祸害作斗争。一边是鼠疫，另一边是受害者，阵线截然分明，没有人可以做一个旁观者。医生逃离岗位，病患拒绝隔离，都意味着站到了鼠疫一边。在这个时候，需要的只是一种最单纯的责任感，因而也是一种最真实的正义感。本书主角里厄医生之所以奋不顾身地救治病人，置个人安危于度外，与任何宗教信念、神圣使命、英雄壮举都无关，而只是因为他作为一个医生不能容忍疾病和死亡。在法西斯占领期间，从来对政治不感兴趣的加缪成了抵抗运动的干将。战后，记者问他为什么要参加抵抗运动，他的回答同样简单：“因为我不能站在集中营一边。”
面对共同祸害时所做选择的理由是简单的，但人性经受的考验却并不简单。共同的厄运如此强大，以至于个人的爱情、思念、痛苦都已经显得微不足道。久而久之，一切个性的东西都失去了语言，人们不复有属于自己的记忆和希望，只活在当前的现实之中。譬如说，那些与亲人别离的人开始用对待疫情统计数字的态度来对待自己的境况了，别离的痛苦已经消解在公共的不幸之中。这就是说，人们习惯了瘟疫的境况。加缪认为，这才是最可怕的事情，习惯于绝望的处境是比绝望的处境本身更大的不幸。
在小说的结尾，鼠疫如同它来临时一样突然地结束了。当然，幸存者们为此欢欣鼓舞，他们庆幸恶梦终于消逝，被鼠疫中断了的生活又可以继续下去了。也就是说，他们又可以每天辛勤工作，然后把业余时间浪费在赌牌、泡咖啡馆和闲聊上了。这是现代人的标准生活方式。可是，生活应该是这样的吗？人们经历了鼠疫却没有任何变化吗？加缪借小说中一个人物之口向我们提出了这个问题，并且说了一句发人深省的话：“但鼠疫是怎么一回事呢？也不过就是生活罢了。”如果我们不把鼠疫仅仅看做一场恶梦和一个例外，而是看做反映了生活的本质的一种经历，也许就会获得某些重要的启示。我们也许会认识到，在人类生活中，祸害始终以各种形式存在着，为了不让它们蔓延开来，我们必须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即如经历了这次SARS之灾，我们岂不也有太多的问题需要反省？我们被置于生命普遍受到威胁的境遇之中，这既使我们感觉到生存环境的不安全，从而反省在立法、行政、生态保护、公共卫生、医疗结构等方面的缺陷，也使我们感觉到生命的珍贵，从而反省生活的目标和意义。真正可悲的不是SARS，而是在SARS之后我们的生活一切照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