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读新通过的居民身份证法，我们能强烈地感受到一种权利意识：人民是社会生活的主体，人人都不必要时时处处向任何人证明自己。曾几何时，行走在大街上我们发现了这样的尴尬：我们不得不向他人，我们不得不随时随地地要证明“我是谁”，在大街上行走，联防队员要求我们出示身份证；在购买促销商品时，我们被要求登记身份证资料。我们是社会的主人，但我们却不时被人们用一种猜疑的眼光看待，要求证明自己，甚至有人因为证明自己时迟疑了一会儿付出惨痛代价。

　　居民身份证法告诉我们，我们不再被假想为嫌疑人，而是被作为主人，新身份证法没有规定公民必须随身携带证件的义务。而有权查身份证的警方，则在这样的法律中被高度约束。身份证法第十五条明确规定：人民警察依法执行职务，遇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经出示执法证件，可以查验居民身份证：对有违法犯罪嫌疑的人员，需要查明身份的；依法实施现场管制时，需要查明有关人员身份的；发生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突发事件时，需要查明现场有关人员身份的；法律规定需要查明身份的其他情形。

　　这样的规定是完善的。首先，将有权查验身份证的机关规定为公安机关，从而否定了以前其他部门也可以随便查身份证的做法。法律理应不使公民受到过多的打扰，一些人在深更半夜吼一声“拿证件来”的情况将会受到扼制。

　　其次，即使是公安机关也不是随时随地想查就查而是有条件的：规定了查证的主体只能是人民警察；规定了查验身份证的程序，警察先要证明自己是谁；还规定了适用的条件，只有本法规定的四种情形下才可以查验。

　　最后，更让人放心的是，该法严格地限定了例外的情形，只有在法律规定的其他情况下才可以查验身份证，这样就防止了以行政法规、规章、地方法规甚至是部门规范性文件的形式，将查验的范围扩大，从而使得居民身份证法被架空。这一方面体现了身份证法立法技术的完善，也体现了对于公民权利的尊重，公民的基本权利除了法律，其他规范性文件实在不宜过多地干涉。

　　在一个人民为主人的社会里，公民不必要时时处处，向任何人证明自己，并且不应该在可以说“不”的时候承担不利后果，也许这就是身份证法传递给我们的一个重要信息。

　　本报特约评论员　邹云翔（江苏泰州市人民检察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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