殷国安
6月29日新华网一篇题为《干部扛红旗，农民饿肚皮，黄山市“形象”有多重？》的报道，反映安徽休宁县、祁门县2001、2002年两年连续调低部分乡镇虚报的农民纯收入，重新戴回了脱去十多年的贫困县帽子，受到黄山市一些领导批评，理由是“有损黄山形象”。我作为一个一辈子在农村工作的基层干部，对此深有体会。我觉得，应该停止给农民纯收入下指标，也不要再把这个指标当作考核干部政绩的依据。
像黄山那样对农民纯收入虚报浮夸，我敢说决非个别，只不过是程度的区别。不少地方现在的农民纯收入，很大程度上是一个缺乏依据的虚假数字，根本不是统计出来的，而是层层报上来的。一般有三种报法。一是层层研究上报。表面看，是从村、乡镇农经部门报到县农经部门。其实，完全不是这回事。在村里、乡里和县里，不管统计结果如何，上报前都是要由本级主要领导研究决定。说到底还是领导叫怎么报，统计人员就怎么报。为了体现自己的政绩，村里、乡里、县里往往层层加码，甚至成了吹牛比赛。第二种情况是，业务人员接受教训，先请领导研究，把数字定好，再按照要求完善报表的数字，这就省去先填好再改动的麻烦。三是倒过来，乡里把数字研究决定了，再把数字下达到村，村里按照下达数完善报表。这样的所谓农民纯收入，与统计无关，与实际无关，只与领导的指导思想有关，他想怎么报就怎么报。一些刚调来的干部为了显示自己的政绩，在工作的第一年底就会使农民纯收入“突飞猛进”。所以，黄山市徽州区洽合乡2002年农民人均纯收入一般认为比较可靠的数字是816元，而乡里总结报告的数字是1360元，到了市里，又变成1847元，是一点都不奇怪的。
由于农民人均纯收入是考核干部政绩的一个重要指标，干部当然重视。所以，农民纯收入就在所有地方几乎从不降低，即使大灾，领导也要“持平略增”才高兴。有的干部下达给业务部门的指标就是“报多少我不管，一定要在全县前三名”。虚报浮夸并不会有丝毫风险。一是上级不会批评。上级也需要自己的政绩，下级都报高了，自己总数当然也就高了。只有下级报低了才会被批评。或者发现自己的合计数比经济发展十分先进的地方还快得太多，虚报得太明显了，才会忍痛降低一点。二是老百姓的监督也少。过去，农民纯收入高了，农民负担占5％，农民就多交钱，农经部门就要多收钱，所以农民和农经部门还不大愿意过分多报。现在，税费改革之后，农民的税费与农民纯收入无关了，村里、乡里的基层干部和农民对这个指标就更不关心了。除了干部把这个虚假指标还当作政绩外，其他已经没有多少实际意义了。一般对农村情况比较内行的人，已经不问农民纯收入多少。当某个干部还津津乐道农民纯收入多高时，我们就会置之一笑。
由于农民纯收入这个指标难以准确统计，虚报浮夸普遍存在，所以该指标实际意义已经不大。现在用它来考核干部政绩，就往往会闹出“说了多少谎，得了多少奖”的笑话。同时，国家也不能把它作为决策的依据，因为水分太多，如果按照它决策，就会过高估计农民的富裕程度，难免误党误国。要比较准确地了解农民的富裕程度，可以重新设计指标体系，并且不能把它跟地方官员的政绩挂钩。国家也要进行统计改革，采用定点抽样的办法掌握情况。如果还依靠统计部门，则统计部门应直管，不受地方行政制约，如此提供的数字才是可信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