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军花援京“抗非”全景纪实

http://www.sina.com.cn 2003年07月02日07:39 大连晚报

　　4军花援京“抗非”全景纪实2003年的春天，令每个中国人刻骨铭心。“非典”的阴霾遮挡了春日明媚的阳光。中华民族又一次经受了严峻的考验。在北京抗击“非典”的关键时刻，党中央决定临时组建北京小汤山“非典”指定医院。人民子弟兵再一次在中华民族危难险重面前，用他们的血肉之躯筑起了一道保卫人民健康的铜墙铁壁。

　　大连市人民在众志成城防控“非典”的时候，先后有15名部队医护人员火线赴京，参与小汤山医院的组建和医护工作。滨城百姓对战斗在小汤山的大连儿女有了一份祈祷和祝福，也有了一份挂念。两个月来，本报记者跟踪采访了我市403医院4名护士直面“非典”的日日夜夜。6月26日，我市小汤山战“非典”的英雄们光荣凯旋，几多鲜花和泪水，几多思念和牵挂，都在那一刻迸发。本报记者在她们归来的第一时间面对面地采访了解放军403医院的4名军花……本报今日集中刊发三篇通讯，全景式地展现她们奔赴、战斗在小汤山的日日夜夜。首席记者闻峰

　　女儿啊你为国难赴小汤山，何等勇敢

　　你行前身影孤单，为父没能送行，深感遗憾

　　那里没有硝烟却有病毒弥漫

　　那里没有战火却有紫外线在闪

　　厚厚的隔离服盖不住金子般的心

　　沉沉的防护镜遮不住清澈的双眼……

　　这不是哪位诗人的作品，而是一个刚做完心脏搭桥手术后的父亲，终于得知女儿成为小汤山的一位战士后写的一首诗的节选。

　　6月28日，当这位女儿坐在记者面前时，却是那样的平静。打扫了弥漫病毒的战场，悄悄地把病毒埋葬，她和姐妹们被欢笑和鲜花环抱。“毛琦，毛琦，别去了！”

　　8年前，在沈阳市某中学毕业后的毛琦一身戎装到了吉林市。满一年后，她考上位于大连的解放军高等医学专科学校。毕业后，她被分配到大连某空军医院。后来医院与403医院合并，她也成为403医院传染科的一名护士。

　　4月25日，是小毛的夜班，下午4时20分，她提前10分钟到了科里换衣服。准备下班的护士长张勃的手机响了。毛琦仿佛听到电话的那端，说要报一个人，可能是要上北京工作。护士长下意识地看了毛琦一眼。毛琦随便地说了一句：“我去吧。”没有丝毫的犹豫，当然更没有后来的悲壮。

　　26日是星期六。上午，毛琦和同舍的4个人嘻嘻哈哈地来到海军广场照相留念，折腾了一上午。临中午时，一帮女孩子才找地方吃饭。一个人的手机响了，是找毛琦，要她给护士长回电话。电话里，护士长通知她准备简单的生活用品，下午2时准时到医院开会。

　　时间紧，护士长吩咐科主任去给毛琦买好吃的：“饮料，毛琦爱喝芬达，水果她愿意吃香蕉。”毛琦则回宿舍收拾物品。同伴们没了吃饭的兴致，一起同毛琦回宿舍。一开始大家都沉默不语，后来爆发了，不知是谁先掉了眼泪，几个人全拥上来了，“毛琦，毛琦，别去了！”几个姑娘抱成一团，哭成了泪人。

　　科主任急匆匆地买东西回来了。香蕉没买到，饮料倒是一大堆，他忘了毛琦愿喝什么了，索性一样买一听。在宿舍忘带梳子的毛琦，只好向护士长借梳子。护士长将自己的长把木梳子借给了她。毛琦还乐呵呵地对护士长说：“梳子带回来，还给你你还敢用？”护士长说：“敢！”她强行把存折密码告诉丈夫

　　张援越在医院是个好护士，在家里操持家务也是把好手。4月26日她在家休息，做家务活是必不可少的了。那天下午，科里领导将电话打到她家，她正在擦抽油烟机。电话那端告诉她到医院开会，可能是要上北京抗非典一线工作，她只是“啊啊……好好……”地应着，撂下电话，看看时间还早，仍专心致志地擦她的抽油烟机。一擦一抹，专注的神情，就像她在给患者注射。

　　恋家顾家的张援越临行前，有些心神不定，总觉得有什么事没交待给丈夫老李。忽然想起来了，是自己的存折密码。平时，他们两口子各自的奖金和工资各自存在单独的存折里，密码也只有自己知道。老李的存折不太动，这三口之家大人孩子的日常花销，只张援越的存折里的钱就够了。那天中午，张援越郑重地对老李说，我告诉你个事，你可要记住了，是我存折的密码。老李一时没反应过来，告诉我这个干什么？一旦我……张援越的话没说完，老李猛地反应过来，连忙说：“不要！不要！”不知道是不要张援越的“一旦”呢，还是不要她的密码，或者两者皆不要。

　　空气凝固了，两个人都默默地干着自己的事。坐在电脑前的老李，脖子被妻子抱住，越来越紧，他感觉到妻子炽热的体温……这个高大粗壮的汉子，泪花在眼镜片后闪亮。

　　是的，一旦感染上“非典”，家?瞬荒芸壳罢展耍坏┏鲆馔猓胰烁荒芨侠砗笫隆Ｈ艘仓荒艽尤静∈保陀爰胰怂涤辣稹?

　　要走了，张援越再一次细细地打量自己营造的爱的小巢，爱意和欢欣和深深的留恋涌上心头。老李粗暴地拒绝了她的密码，但她还是要留下。一张纸条虽是几个数字，但她写下了对丈夫和孩子，以及这个家的爱，更是对受到病毒折磨的“非典”患者的无私的爱。

　　杨弘当时因干部病房有一个患者，正在单位值班。听到这个消息后，直接找到院党委，表示坚决要求上前线，加入抗“非典”医疗队。接到医院紧急电话通知，金梅一家三口正颠簸在公交车上，暂住房子并不宽敞的婆婆家的金梅，常常携夫带女“游击”到沙河口区高家村的娘家。茅台酒没人喝了

　　4月26日下午5时，403医院将4名军花送到大连开往沈阳的列车上。晚上10时多，她们被军区接到宾馆住下。夜里，宾馆里静下来。家在沈阳的毛琦坐卧不安。她站在窗前眺望自己家的方向，几次在自己的手机上摁下了熟悉得不能再熟悉的号码，但她都没有摁发射键。窗外是璀璨的灯光，它们会保佑身在病榻上的爸爸吗？爸爸，莫怪女儿不孝，自古忠孝哪能两全；妈妈，莫怪女儿过家门不入，北京正受着SARS的袭击，这时怎能有儿女情长的牵挂。她只有把不尽的思念、牵挂和愧疚，留给漫漫长夜。

　　在沈阳，她们也是看报纸和电视，才确切地知道，她们即将开拔的战场是北京小汤山。军区组建以军区总医院消化科郭晓钟主任为队长的沈阳军区赴小汤山抗非典医疗队。副队长魏路清也是军区总医院的。在小汤山，他成了二病区主任。

　　在沈阳，大会小会上，她们感到了北京疫情的严重，她们仿佛听到了一个声音“这是最后一张王牌。只能胜不许败！”

　　27日晚，军区举行壮行酒会。司令员钱国梁亲自选了茅台酒为沈阳军区76名勇士壮行。他端着酒杯祝酒时说，愿你们早日健康平安凯旋，那时我们还喝茅台酒。然而，茅台酒大多整瓶整瓶地剩下了。

　　踏上驶往北京的列车，车上只有114个人，除了76名军医，还有38名乘客。清冷的车厢里，毛琦想到两句诗：“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直面SARS病毒的日日夜夜本报首席记者闻峰

　　小汤山，我们来了4月28日早7时，列车驶进北京火车站。医护人员出了站口，冷清的车站广场上人们行色匆匆，并且全戴着口罩。毛琦在火车站广场上留心注意了一下大屏幕上的滚动新闻：“北京昨天新接治‘非典’病例178例……”她没有来得及细看，就被催促上了绿色大巴车。178，车上的她默念着这个数字……9时多，大巴车颠簸了一个半小时后，沈阳军区援京医护人员来到小汤山，比北京军区进驻小汤山晚了两个小时，但仍属于第一批进驻。公路并不太宽阔，途中可以看到田地，极少看见房子和车辆。天气也灰沉沉的，让人感到压抑。杨弘后来回忆说，乍一进入小汤山，给人们的直觉是，这哪是什么医院啊，整个不就是一个工地吗？到处堆放着建筑材料，民工特别多，穿梭往来，晚上干累了就睡在了草地上。机器的轰鸣声和刺耳的电锯尖叫声从不同的方位传来；到处尘土飞扬，装饰材料散发出刺鼻的怪味；轻体材料搭建的白色病房，一排排的，也只是有个大致的外形。先过培训关她们在一个二层楼前排好了队，领导点名，直接分配宿舍。3个人一屋，毛琦与张援越分在了一起，而杨弘和金梅则在不同的宿舍。宿舍只是原来宾馆的标准间中间加了一张床。下午，她们便被集合到一个大屋里，由北京309等医院的专家和护士长讲解“非典”病毒，以及如何防护。医院已到了300多名军人。椅子不够，她们就整齐地坐在地毯上。晚上，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专家，还是不停地讲解和演示。29日下午，她们进入病区，进入每个病房，帮助调试设备，进行接治患者的紧张筹备工作。因为原定30日就接治病人。兼任“力工”沈阳军区医疗队在小汤山组建了两个病区，分别是一病区和二病区，大连去的4名护士均在二病区工作。这个病区科主任是魏路清，护士长是陈朝辉。包括领导，这个病区共有10名医生，20名护士，32个病房，46张床位。病房里的设备非常多，每一样都要需调试，看好用不好用，不好用的设备或开关，立即与工人师傅协调，重新安装再调试。几个护士被分成了一组，守土有责地管几个病房。先调试门锁，再看看电源是否有电，厕所、淋浴间、有线电视、呼叫器……每一样设备必须试到。试完了设备，她们还必须清扫病房，穿着半袖军装的她们戴着口罩，不是防病毒，而是防清扫时扬起的尘土。擦玻璃，搬运行李，抬病床，铺被褥……那时雇不来小时工和保洁员，这些活儿都由她们自己干。难免有个别护士发起了牢骚，好不容易来一趟北京吧，还是到了郊区，没想到还得干搬运工和清洁工的活儿。杨弘身上起了皮疹，但她顾不了这些，她和战友们将正在建设中的简易平房装点成设备齐全、整洁舒适的病房。那时她们每夜只能睡五六个小时的觉。每天回到宿舍都是汗流浃背。因来得匆忙，杨弘甚至没带换洗衣服，就这样坚持着。所有参加小汤山医院组建的军人，永远不会忘记初来的4天4夜。有人甚至担心自己会牺牲在这里。夜里，累得睡不着觉的她们，才体会到组建医院中的“组建”一词的含义。组建医院的最初4天4夜，对于平时基本不沾重体力活的这些白衣天使们，是一道坎，是一个她们必须逾越的坎儿，也是小汤山给这些军花们的一个“下马威”。“五一”放假休息……在小汤山，没有人敢有这样的概念和奢望。临“战”前有些激动二病区的10名护士被分成了3组，每组有3人值班，剩余一人做外勤护士。头一次接治“非典”患者的护士共有4人，其中就有来自大连的张援越和毛琦。5月1日下午，有大连的同学打电话给毛琦，她似乎有些兴奋地告诉对方，晚上就要见到“非典”病人了。头一次直面SARS病毒，在她看来，还是一件挺激动的事。晚上10时，她们4位负责接“非典”患者的护士就开始穿衣服、戴防护镜、穿鞋。衣服还好说，不就是三层吗？往上套就是了。但鞋是那种40号码的高腰胶鞋，里面虽说有棉袜，大多数护士都觉得大，不跟脚，只能靠外面的鞋套把它勒在裤脚上。穿完后，先是“自查”，看有没有给SARS留下可趁的缝隙。然后是“互查”，尽可能给对方挑出毛病。因为谁也不想刚上战场就倒下。因为夜里零时就有患者进入，护士长不停地催促：“赶快！赶快！”这套装束，她们穿了整整两个多小时。她们终于笨重地像个太空人一样，推着平板车出来了，守候在病区门口。张援越也感到了兴奋，静下来又是莫名的恐惧，SARS终于要来了！病人是什么样？他要是不配合怎么办？自己一旦刚上场就被感染了又怎么办？随着等待时间的延长，满脑子都是胡思乱想。看着个个“太空人”，只能靠说话声音辨认同伴。不知是紧张，还是热的，不到5分钟全身就湿透了，眼睛也发花，脚像踩在棉花上一样，戴着口罩的嘴只能大张着，大口大口地喘气。进入污染区，等候在病区的大门口，双手不由自主地颤抖。4个人中兰兰（医疗队一位护士）对张援越说：“张姐，你摸摸我的脉搏，我的心都快跳出来了！”张援越一摸，呀！每分钟能跳100多下。一声亲切的“你好”灯光不是那么明亮，但仍能看清十米外往来的车辆和人影。救护车一辆一辆的驶入，车上有人探出头来问：这是几病区？张援越她们回答是二病区，车往里继续驶去。有个不停地咳嗽的妇女走进一个病区，这是她们第一次见到“非典”患者。因为一病区和二病区在最外面，是每辆车和患者的必经之地。毛琦她们也看到，那些重患者穿着隔离服，更重些的则是坐在轮椅上，而那些自己走着下来只戴口罩的是相对较轻些的患者。被安排负责检查病房配置和各病房各种设备的杨弘等3个同志，也处于一种极度的亢奋状态。从下午1时到午夜，她们没吃过一口饭，也没喝一口水，不知疲倦地工作着。快零时了，护士长几次焦急地喊：“杨弘，赶快撤！病人马上就要进来了。”这时的杨弘还不放心地和穿三层隔离服的护士交接班，生怕太匆忙有丝毫的疏漏。外面接患者的护士仍然在等。终天来了一个二病区的，是个坐轮椅的男子，进入病区，他不停地咳嗽，脸色暗暗的。听送诊医生说，他是从佑安医院转来的，还发烧摄氏39度8。张援越和另一个同伴孟丽走上前，给了他一个防护镜和口罩后、不知他能否感觉到的微笑，发自内心地道了一声：“您好！欢迎你来到小汤山医院二病区治疗。”病人也非常友好，对张援越点了一下头“你好！”只这一声，张援越觉得心情平静了。他们和别的病人没什么两样，他们也是我们的亲人。她们走向前将他扶下轮椅，搀扶着一口一个“大爷”地给扶进了病房。后来证实，这位被张援越她们称为“大爷”的西某只有39岁。第一批二病区从两家大医院接治“非典”患者22人，张援越她们忙到清晨4时。回到宿舍，可爱的白衣天使们伴着布谷鸟的啼鸣，睡得很香很甜。与张援越的反应不同，毛琦最强烈的反应是在脱下隔离服后。她因为戴口罩时间长，感到缺氧，头晕，恶心吐酸水。她感到能呼吸到新鲜空气是多么的奢侈。她安慰自己，这是头一次穿这么长时间的隔离服，再有几次就好了。但后来她们知道的一件事，使她们的心情深重了好几天，二病区本来接受了23名患者的档案，但其中一人因病情严重，无缘小汤山，在运送前已病逝了。每天“战斗”6小时5月1日，大连4名军花所在的2病区开始接治患者，第一批22人。这个病区的的床位也由原来的32张增至45张，但她们逐渐接治患者达到41人，其中有3人属于一级护理。每天她们的工作4班倒，每班6个小时，分上午班、下午班、小夜班和大夜班。每个班有3个护士，照顾41个患者，有时忙得团团转，呼叫机一个跟一个响。护士的主要工作是每天打针、输液和消毒，还要给患者送每日三餐，另外还要把外面患者亲朋送来的生活物品，转交给患者。患者有什么事情，可以用呼叫机与她们联系。其实最难熬是在病区的6个小时。在特定区间里的6个小时内，她们必须保持衣、帽和鞋的原样。这就是说，她们在这6个小时不吃不喝，不上厕所，只在太累时坐一会儿，几个护士聊会天儿。假如想大小便，只能硬憋着。由于天气越来越热，北京的天气很快达到摄氏29度，直冲30多度而去。她们常常是一身的汗，护目镜也常有雾气。由于戴三层手套，影响血液循环，每天手几乎都是木的，打针时都特别不方便。病区里不能脱衣服，她们就要注意掌握饮水和饮食的量，有规律地排泄。在刚开始最难熬的几天里，有人开玩笑说，还真不如自己染上“非典”，静卧着让人侍候。小汤山原本是个地图上难以找到地方，但因“非典”，这里崛起了世界上最大的传染病医院而名扬世界。原是疗养院的它风景很美，外面参天的绿树环绕，绿草青青，有泉水流淌，并且鸟语花香。占地25000平方米的小汤山医院分为三个主要区域。人们首先要经过的是生活服务区，也是医院机关的办公、生活，以及后勤保障区。这一区域内的人员不与病人直接接触，人们的生活与外界区别不大。里面的两层都是隔离区，但隔离的程度有所不同。中间的一层是医护人员的生活区，由于这个区的人员大多与病人有过直接的接触，所以一旦进入就不能随便出去。里面的人出去之前，必须先经过一段时间的医学隔离和观察，才能与他人接触。在这个区内，人们不能随便串门，需要戴口罩，穿白色工作服，但尚不需穿隔离衣。最里面的一层就是病房，是完全隔离区。非常小汤山的非常故事故事一“我是沈阳军区的”打针或输液，平时在家里的医院只需一两分钟，而在小汤山，由于戴多层手套，时间长了手有些麻木，这个工作一般需3分钟。有一次，毛琦给许某输液，这位53岁的妇人挺满意地说：“姑娘，你还挺麻利的呢！”随便就问起她是什么地方人了。毛琦回答是沈阳军区。这时的毛琦感到自己的工作不仅仅是自己的事，而是代表军区。45床的高某是个刚过30岁的女士。毛琦值班时，她说，护士，你有没有洗发水，我是隔离后被确诊的，什么生活用品也没带。患者有了要求，需要帮助，这样就容易沟通了。下次值班时，毛琦高兴地拿来自己的洗发水。理解和沟通，在这里多么可贵啊。二病区最多时有70多名患者，大多数人生活都能自理，对医护人员的工作也都能配合，心态也较平和。故事二裂唇的孤儿小保姆让金梅印象最深是安徽省来京的一个小保姆，她姓苏，是个孤儿，今年23岁。可能是因为颌唇裂，被亲生父母遗弃了。说话“呐呐”的吐字不清。她没有手机，也没有外面亲人给送东西。看到她非常孤单，金梅便主动与她说话。她说她现在被一对老夫妻收养了。但小苏现在在什么地方，情况怎么样？家里一点也不知道。小苏给了金梅一个电话号，求她帮助联系。在宿舍，金梅终于打通了那个电话，对方是带有北京腔的女子。金梅告诉她小苏的现状。对方说，家里人正到处找她呢，她打工去了，好长时间没回家，人家只告诉是得了“非典”，人是死是活，在哪里都不知道。这下子可好了，我们很快就送些东西过去。金梅把与其家人联系上的消息告诉了小苏，小苏抱着头“呜呜”地哭起来，哭中不忘感谢金梅帮助她找到亲人。从这以后，金梅常把自己宿舍的饼干、巧克力拿来，送给小苏吃。故事三张先生最信任军医5月10日下午，天气气温很高。杨弘带着关先生、高女士和张先生等11名患者去拍胸片。走在去放射科的路上，由于天气太热，前面一外勤队的护士虚脱，突然晃晃身子晕倒了。这时，杨弘和几个病人都下意识地跑前几步，本能地要扶起她。突然关先生等人伸出的手又缩回去了，同时意识到什么似的向后退了几步。看到患者的一“进”一“退”，杨弘非常感动。“进”是不顾自己的身体虚弱去帮助护士，但更怕感染医护人员，他们理智地选择了“退”。在等待拍片的时间里，患者终于向杨弘围过来，近距离地和她交谈了许多，你们太辛苦了！太不容易了！这几乎是每个患者发自肺腑的感慨。26床的张先生今年30多岁，他激动地对杨弘说：“我妻子半个月前死于‘非典’，我在给妻子料理后事、张罗出殡时不幸也被感染上。巨大的悲痛压在我心底，我都没掉一滴眼泪，你们白衣天使不惜牺牲性命，为我们端饭、送药、打针、输液，流血流汗。你们军人的无私奉献，让我忍不住流泪。”毛琦对这位张先生印象也特别深。记的是5月3日，毛琦是大夜班，即凌晨2时接班，上午8时交班。这期间，这一班的护士5时要给患者抽血，6时要对整个病房消毒，7时来饭后，分饭。那天饭还没来，等饭时，毛琦与张先生聊了起来，知道张先生是转业兵，原来也在沈阳军区。来这里之前在北京302医院治疗，对部队医院特别信任。他爱人是在医院陪护亲属，被感染上“非典”的。这个人特逗，每次护士给他分饭，隔着窗口，他都非常客气地高举双手做揖，再三地称谢。故事四聋哑人老胡的布鞋68岁的患者老胡，在二病区是个特殊的病人。他后天聋哑，还有肝癌。他虽认得一些字但并不多。护士给他的床头放上纸笔，医患之间完全靠纸条或打些简单的手势交流。送饭时，护士怕他吃不饱，常常是在窗口前对他先伸出一个指头，再伸出两个指头，意思是要一份还是两份。老?奶乇鸷茫苁抢趾呛堑摹Ｐ牡厣屏嫉乃凵褡芰髀冻龆曰な孔鹬睾透行坏哪抗狻?临出院时，老胡的用品都被护士收拾好，用一个大黑塑料袋装好，送出去消毒，然后病人穿病号服和拖鞋去洗澡，脱下的衣服和鞋要全部进行焚烧处理。老胡去洗澡前，突然发现自己脚上的一双布鞋还没有消毒。有人说，一双布鞋，扔了算了。但张援越看出了老胡舍不得，也为自己的一时粗心不好意思。她马上把布鞋包扎好，送去消毒，一定要让老胡带上这双鞋出院。进入医院的“非典”患者不少人内心封闭，甚至性情暴躁。有的人甚至从来也不相信自己是“非典”。护士心里有数，因为到小汤山的都是诊断病例，不会有错。有人入院时，一定要护士给弄单间，说怕“非典”患者给传染上。在拍胸片时，有的人总是离那些“非典”患者远远地。出院时，有的人向护士提出，要求夜里出院。也有的人玩世不恭，拿护士撒气，大喊大叫。也有的患者，总是哭哭啼啼的，有的则总想逃跑。护士们一会儿是幼儿园阿姨，一会儿是防止有人逃跑的看门人，一会儿又是受气包。闻峰在亲人牵挂的目光里凯旋本报首席记者闻峰

　　牵挂、沟通和自豪凝成的情结

　　紧急奔赴小汤山前，杨弘、张援越和毛琦、金梅都向家里隐瞒了支援北京抗“非典”的内情。杨弘只告诉父母，自己是到沈阳学习。

　　在女儿奔赴了小汤山后，父母们均夜不成寐。金梅的母亲韩淑芝是个退伍老军人。到了北京，金梅打来电话，说妈你放心吧。不担心是假的，但退伍不退色，她老人家说，假如我还年轻，也会像女儿一样奔赴这个战场。

　　张援越的父母身体都不好，还需要人照料。在家时，她三天两头去打针照料。张援越的父亲是抗美援朝和抗美援越的老军人。1966年，张援越是父亲在越南战场时出生的，父亲写信回来，就叫援越吧。

　　对于组建小汤山医院的医务人员来说，假如说“五一”劳动节是在尘土飞扬和汗水四溅中度过的，那么护士节却在重复着昨日的平静。“祝护士小姐节日快乐！好人一生平安！”、“解放军万岁！”、“天使英雄”、“好想看看你的脸”等等，患者们在各种型号的纸条和贺卡中表达他们的感激和祝愿。

　　护士节下午1时，于文华来慰问演出，勇敢的她还把手伸进栅栏与医务人员握手。

　　在小汤山，对于毛琦来说，还有一个不是节日却胜似节日的日子，那就是她火线入党宣誓的日子。到了小汤山后，大连的4名军花，纷纷写请战书，早就在403医院写过入党申请书的毛琦，再一次在小汤山庄严地写了入党申请书。二病区临时党支部根据考查，并与大连403医院联系，403医院党委最终批准毛琦火线入党。5月28日，毛琦和小汤山其他火线入党的同志一道，庄严地举起了右拳，在鲜红的党旗下宣誓，成了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党员。

　　大连403医院的4名军花奋斗在抗“非典”一线的消息，经本报独家系列报道后，在大连乃至全国引起强烈的反响。大连市各界纷纷举行向抗非一线英雄学习的活动。在小汤山期间，仅金梅一人就收到来自大连各界的慰问信30多封。大连市妇联授予杨弘、张援越、金梅和毛琦大连市“三八红旗手”的光荣称号。抗“非典”一线的子女所在的桃源小学、黄河路小学等学校对她们关爱有加。大连市第44中学的尹兴宇校长听说张援越为孩子上初中的事放心不下后表示，抗非医护人员一线子女，只要有一定音乐基础掌握一种乐器，44中的音乐特长班优先录取。

　　文海书市潘经理获悉抗“非典”一线医护工作者凯旋归来，给本报打来电话表示，邀请小汤山归来的英雄带着子女到文海书市挑选图书和文具，免费赠送。403医院与4名军花保持热线联系，医院还对3名军花的家庭给予最大限度照顾，让前线战士无后顾之忧。而3名军花家属所在单位也都给了他们工作上的便利，和生活上极大的照顾。

　　难忘激动人心的凯旋时刻

　　在所剩患者极少的情况下，沈阳军区赴小汤山医疗队圆满地完成了任务，6月13日中午，接到医院命令，大连4名军花随两次赴小汤山的沈阳军区绝大多部分医务工作者一起撤离。战斗了47天的小汤山，就要和你告别了。命令的下达是急促的，顾不上留恋这里的山和水，顾不上抒发难舍的情怀。她们真想再看一眼宿舍里的蝴蝶兰，高雅、纯洁、挺拔，有如白衣天使的情操。蝴蝶兰陪伴这些军花度过小汤山难忘的日日夜夜。她有极强的生命力，主人与其告别时也不曾凋零。

　　燕化培训中心，是从小汤山撤下来的白衣天使们休养的地方。到了这里的第二天，即6月14日，二病区的康复患者曹小姐等人驾车结伴来到杨弘她们的住地。因她们当时刚撤下来属隔离期，不能像人们想象那样激动地相认拥抱。相隔百米，她们远远地从声音来猜名字，大家你呼我应，场面十分感人。

　　6月23日晚10时，是沈阳军区赴小汤山医疗队离开北京光荣凯旋的时刻。医疗队的车向火车站进发时，前有警车开道。当他们打着旗整齐地排队进入北京火车站时，候车的乘客、接站的北京人，还有特意从很远的地方赶来欢送的康复患者，全都拥上来。有准备的患者送上锦旗，没有准备的患者拉着医护队员的手，合影留念。乘客们也停下匆匆的脚步，向军医们行注目礼。听说是小汤山抗“非典”的白衣天使，有的乘客拿出自己的饮料和水果，争相送给她们。

　　经过沈阳的短暂停留后，6月26日，大连部队支援小汤山的所有医务工作者先后回到了大连。这一天，距403医院的4名军花离开大连整整60天。市委副书记怀忠民在简短而热烈的欢迎仪式上说，你们经历了生与死的考验，发扬了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特别能奉献的精神，出色圆满地完成了任务，党和国家感谢你们，大连市人民为有你们这样的英雄而骄傲。

　　“非典”疫情或许会渐渐地离我们远去，但最危难时刻冲向一线的白衣天使，永远值得我们颂扬。中华民族不会忘记，全国人民不会忘记。（来源：首席记者闻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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