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泓冰

　　农民的问题常常成为热点新闻。值得注意的是，使它成为热点的缘由，却往往并非农民自己

　　现在，中国的农村，青壮出门去，惟余妇与姑，几乎村村在唱“空乡计”。让上上下下殚精竭虑的“三农”问题，真能在经济基础、文化基础、人力资源基础均已极为孱弱的农村获得根本性的解决吗？

　　本来可以是乡村经济与社会发展、乡村民主政治的支撑力量的民工群体，却成了让城里人离不开又靠不住的城建栋梁与肘腋之患

　　农民的问题常常成为热点新闻。值得注意的是，使它成为热点的缘由，却往往并非农民自己。

　　最近的著名例子，是大学生孙志刚被收容站人员打死，由此引发对收容制度的质疑和新法规的出台。虽然收容人员往往以游走于城市的农民兄弟为主体，但关键人物孙志刚是大学生，并非农民。很多人问过：假如打死的只是一个普通民工呢……

　　往远了说，还有三农问题的振聋发聩，甚至上达天听，是由湖北监利县棋盘乡的那位硕士乡委书记李昌平给国务院总理的长信淋漓道出，才引得大家对农民之苦纷纷动容。

　　农村很多问题的暴露，往往是由于一些有知识分子参与的偶然事件。为什么？因为农村的信息闭塞，农民享有的社会资源比较稀缺，等等。要么怎么说农民是弱势群体呢？当着众多都市报在各大城市血拼市场的时候，农民中还只有乡村干部会偶然拿摊派订阅并且姗姗来迟的报纸卷支烟抽抽。谁家出了个大学生在城里上班，村里所有沾亲带故的集体庆贺，至少去城里看病找工作，有了落脚的地方了。

　　乡村与城市的差距，我们一直用鸿沟来形容，这鸿沟至今难以逾越。

　　但，有一座默默而又厚重的“桥梁”，可能一直被我们忽略，这就是数额巨大的民工群体。在北京，与一群来自安徽农村的装修工人聊天。他们对某些乡村干部的无能、腐败和乱收费深恶痛绝，但又深深地无奈：村里90％的年轻人都到城里打工了，留下来的，都是老弱妇孺，没有文化，胆子又小，还不是任人摆布，人家要哪样就哪样？村里的选举，也是走走过场的，不过是贯彻乡干部的旨意而已……他们彼此指点着：村里文化最高的，都在这里呐！一位工长说他在北京已经十七八年了，笔者说那你已经算北京人啦。他满脸的不以为然：嘁！还不是谁踢你一脚都算白踢！

　　认真想一想，不由悚然而惊。现在，中国的农村，青壮出门去，惟余妇与姑，几乎村村在唱“空乡计”。让上上下下殚精竭虑的“三农”问题，真能在经济基础、文化基础、人力资源基础均已极为孱弱的农村获得根本性的解决吗？农村丰厚的人力资源，都蜂拥到了城里。而这些在村里受人尊敬的大小能人，到了城里却受尽白眼，几无尊严可言。在发达的城市与落后的乡村，在不公正的待遇面前，他们有巨大的心理失衡。于是，本来可以是乡村经济与社会发展、乡村民主政治的支撑力量的民工群体，却成了让城里人离不开又靠不住的城建栋梁与肘腋之患。这些对城市文明与乡村社会都非常熟谙的农民工，这些农村最有文化、心气最高、信息最灵、人脉最旺、对市场经济最有体会的群体，在上了年纪之后，多半都是要回乡的，如果让他们带着对城里人的怨气、带着这样的心理失衡回家，会发挥怎样的影响呢？真的会成为链接城乡的“桥”吗？

　　我们目前对民工的“看重”，往往还局限于看到了他们对城乡经济的作用。事实上，他们更重要的作用，可能还在于推进乡村民主政治、沟通城乡文明，进而使中国农村的社会发展更上层楼。因此，对待民工，能不能更多地考虑如何发挥他们对乡村经济与社会发展的正面作用？比如，允许民工成立同乡会，自己管理自己，既能为城市管理分忧，也能对家乡施加积极的影响力？

　　那位能说会道、估计也有了几十万元身价的工长，描述自己回家的情景：盖栋小楼养养老吧，有钱，人家就不敢欺负你了。

　　他最大的指望，就是“不被欺负”，可见受虐心理的根深蒂固。

　　目前，担当乡村干部的，多半是见多识广的退伍军人或比较成功的小商人、小企业主。掐指算来，中国形成大规模的民工潮，也有十几年了，已经开始陆续有民工“功成身退”回了家。这批人在盼望“不被欺负”的同时，也等待着用武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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