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保钓重在“表达”

　　一艘载着20多名中国内地志愿者的民间保钓船接近被日本控制的中国领土钓鱼岛。在离钓鱼岛还有几十海里的地方，开始受到日本方面的飞机和舰船跟踪、骚扰。到23日11点，包围和阻截保钓船的日舰有8艘，日机有4架，此时他们离钓鱼岛有9海里。他们又用了一小时时间前进了6海里，再也无法向前。日本人向他们喊话，最短的船距只有10米。僵持之下，志愿者们向钓鱼岛方向三鞠躬，举行了祭奠保钓烈士陈毓祥的仪式，并焚烧了一面日本军旗，之后返航。

　　这次行动的最早动议是4月6日首先在互联网上提出的。准备了两个多月，报名者80多人；共有一千多名中国人以捐款的形式参与了这次“保钓”行动，捐款数额超过9万元人民币。这件事由25日的《中国海洋报》、26日的《国际先驱导报》报道出来之后，广为人知。

　　这是纯粹的民意行动，纯粹的民间表达。志愿者们是花自己筹的钱租用渔船去做这件事的。从现实看，在日本军舰的重重围堵下，他们根本不大可能登上那个岛。但是他们认为自己成功了；他们的行为，也得到了国内积极的评价。这是因为，表达本身就是目的。

　　这一事件，也许预示着一个民间表达时代的来临。这是具有重要意义的。

　　世卫解除北京警告

　　世界卫生组织星期一下午宣布决定解除北京的旅游警告，即刻生效。它作为一个标志性事件，差不多引起了满城欢庆或者举国欢庆的效应。当晚北京许多饭馆爆满。媒体报道了百业重振的信心和景象。

　　舒放，是一个人最自然的姿态，也是一个城市、一个国家最自然的姿态。实际上，人们很难长期使自己保持在紧张的状态。一百多天，甚至更长的日子里，人们一直等待着的就是舒放———回到熟悉的生活气氛、生活节奏之中。连金属都有这种性质，何况人呢。

　　我是一个更多忧虑的人。我想，在身心舒放的日子里，在“重新回到从前”的日子里，在一片喜气洋洋、百业振兴、评功授奖、总结成绩的日子里，我们也可能在不知不觉间忘掉和失去非典期间我们个人和国家获得的一些进步：在个人是文明卫生的生活习惯；在国家是重大事件的高官问责，是重要信息的公开透明，是一种讨论、批评、反思的机制。

　　据报道，世界卫生组织对一个地区撤消旅行警告的4项条件是：医院SARS病人少于60人；连续3天平均新增病例保持5人以下；本地区的病人均在控制之中；没有向外地输出病例。按照这个标准，北京早就达到了。我在想，当我们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中的时候，如果真有新增的病例，人们还能不能听到并接受这样的报告？这不仅是具体责任人的胆量问题，也是整个公开的信息机制受到的考验。这样一个机制在非典时期得到了人民的信任，得到了世界的信任。这样的信任比许多东西都珍贵。

　　安徽取消农村“两工”

　　中新网6月25日报道，安徽省委、省政府近日作出决定，全面取消省内农村义务工和劳动积累工。今后，除遇特大防洪、抢险、抗旱等紧急任务，经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批准，可临时动用农村劳动力外，跨乡、跨村的各项事业建设不得再无偿动用农村劳动力，不得再向农民摊派劳务。村内兴办公益事业确需农民出工的，应严格按照“一事一议”筹劳的有关规定执行。

　　我检索了一下资料：农村义务工和劳动积累工是法定的农民劳务负担，列于《农业法》和1991年由国务院颁发的《农民承担费用和劳务管理条例》。农村义务工是农民为农村公益事业应尽的义务；劳动积累工是农民为集体经济组织提供劳动积累的一种用工，一般被称作“两工”。根据条例，农村义务工，主要用于植树造林、防汛、公路建勤、修缮校舍等。劳动积累工，主要用于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和植树造林。按标准日计算，每个农村劳动力每年承担10至20个劳动积累工。这是解决农村公共事业的一种制度安排。

　　但是，当地方政府对它们的征调权利得不到约束的时候，往往被滥用，而且可能不公平，演变为过苛、过重的负担。据蔡勇、葛书龙、樊峻江提供的一份《农村劳动积累工义务工投入使用情况调查及分析》透露，有的地方不是按劳动力计算，而是按土地、承包人口平均分摊。有些乡镇小城镇建设、广播电视台建设、改厕改水、道路建设占用两工比重较大。有些乡镇灰色用工，从不张榜公布，缺乏有效的监督约束机制。

　　逐步取消农村义务工和劳动积累工，是农村税费改革试点的一个趋势。安徽就是农村税费改革的试点地区。全面取消省内农村义务工和劳动积累工，把特定情况下紧急用工的权限收缩到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并非意味着否定农村的公共事业需求，而是意味着，它限制政府对农民劳役的支配权，而把农村公共事业的相关权利还给农民自己，以民主的方式解决公平问题。

　　在册吸毒者已达百万人

　　今年6月26日是2003年国际禁毒日。媒体报道前一天公安部公布的数字：我国登记在册吸毒人员已达百万，近年来吸毒致死者累计已达2.5万人。还照例报道了各地打击贩毒的大案要案和一些贩毒分子被判处死刑的消息。

　　新华社一则通稿的导语很引起我的注意：“6月26日是国际禁毒日，今年国际禁毒日的主题是：让我们讨论毒品问题。”但是消息的主体中再未有一句言及“讨论”。这条导语因此就没有得到“解释”。我们其实不太理解“讨论”之于禁毒的意义，这是一个国际层面上的话题。对于我们而言，似乎毒品问题就是一个“打击”的问题，还有什么可讨论的呢？因为这个层面的意义，在我们这儿“没有意义”。所以这个禁毒日的主题，几乎没有在国内引起注意。

　　不仅仅是毒品问题，我们对许多社会问题的解决，都很少能理解讨论的意义。我们实际上还没有一个讨论的社会文化和机制。对于许多人来说，特别是对于有着行政责任的人们来说，讨论会使很明白、很简单的问题复杂化。

　　孙志刚案终审

　　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7日对孙志刚被故意伤害致死案作出终审裁定，依法驳回乔燕琴、李海婴等12名被告人上诉，维持原判。主犯乔燕琴被执行死刑。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也于今日对孙志刚案涉及的李耀辉等5名提起上诉的渎职犯罪被告人作出终审裁定，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另一名渎职犯罪被告人张耀辉未提起上诉，一审判决已生效。

　　这是中新社的消息。搜狐网为这条消息在新闻主页上作了一个标题：“枪声终结收容制度”。严格说来，这标题固然有力，但还是有一点不准确：首先，消息原文未提执行死刑的形式，可能是枪决，也可能是注射———前几天新闻对毒贩就是用的注射。这是一个有意义的新闻要素，以后的类似消息都应明确交代。其次，收容制度当然不是靠枪声终结的。枪声不仅不能终结这个制度，而且只要这个制度存在，就难免还会有这样的枪声。但是，这个标题可以理解的正确含义是：这恐怕是与收容制度相联的最后一次死刑判决了，因为这个制度已经被废止了。孙志刚是在这个制度下最后一个被打死的人；乔燕琴是在这个制度下最后一个打死别人的人。进步，随着这两个人的离去而到来。

　　立法表决直播

　　28日上午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次会议的最后一天，会议表决通过了《居民身份证法》、《港口法》、《放射性污染防治法》。中央电视台首次直播了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表决过程。

　　人民的许多权利，系于这种重要的政治过程。这种政治过程的直播，比体育比赛的直播更与我们相关。这样重要的政治过程通过电视直播，是难得的民主政治熏陶和民主政治教育。这样的机会越多越好。对于人民而言，最好的政治教育，莫过于打破政治的神秘化。而政治过程通过大众传播媒介的公开化，就是打破政治神秘化的最好的工具。在我看来，不仅应该直播表决，而且应该直播审议。

　　十九世纪五十年代，流亡英国的马克思，每周五发给美国报纸的社论和报道中，许多都是议会辩论的内容：“昨晚下院继续辩论印度问题……”“昨天，在议会全院委员会议上通过了关于执行岸防勤务的海军志愿兵的法案……”有些议会辩论过程的描写，栩栩如生，仿佛他亲眼所见。这些报道和评论本身就反映了社会对政治过程的关注和政治融入社会的程度。

　　了解政治，了解我们这个国家是如何运行的，对于公民的培育绝非小事。公民对政治的熟悉与关心，是社会积极稳定的因素，而不是相反。

　　据29日《中国青年报》报道，就在28日这一天结束的浙江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四次会议，表决通过了关于建立公民旁听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会议制度的决定。依据这一《决定》，今后浙江普通百姓也能有机会旁听省人大常委会会议了。

　　国家发布乙脑疫情

　　卫生部29日发布我国流行性乙型脑炎疫情：今年4月底以来，广东省部分地区先后发生乙脑疫情，目前，这些地区的疫情已得到控制。截至6月份，全国乙脑发病率维持在一个低水平。截至6月27日10时，广东省共有18个市报告乙脑病例，累计报告296例，死亡25例，疑似48例，其中大部分病例发生在五六月份，6月份报告病例224例。今年1至5月份，全国累计报告乙脑发病219例，死亡23例。

　　从这个情况来看，“乙脑”疫情并非“非典”之后才发生的，而是差不多同时，只是因为它是常见流行病，没有那么高的死亡率，没有引起那么大的关注，也没有引起那么大的恐慌。这个报告从4月份说起，显然这一段时间以来，对此并没有连续的报告。这是因为“非典”当头，怕“乙脑”的报告分散注意力呢，还是怕加重恐慌呢？还是非典之前，根本就没有这么大范围的公开报告制度呢？我们的消息，经常这样令人猜度。公开是一个很好的制度，但是公开加上解释，才是一个更好的制度。（09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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