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这样一则消息：为了在“全社会兴起摈弃陋习、树立新风的热潮”，某单位最近进行了一场“我最深恶痛绝的生活陋习”评选活动。结果，“随地吐痰擤鼻涕”高票当选中国人十大生活陋习之首。
如今革除随地吐痰等生活陋习又成了舆论的热点。其实国人的生活陋习被口诛笔伐已经很久了，宋美龄在她声名远扬的“新生活运动”中提出“喷嚏对人，吐痰在地，任意便溺，皆所禁忌”；柏杨把随地吐痰、公共场所大声喧哗等作为中国人丑陋的证据，并列入国人劣根性范围；爱生气的龙应台甚至将“不生气”也列入了陋习范围。北京亚运会之前，政府也进行过大规模的“禁止随地吐痰”的宣传，并将其升华到关乎国家形象的大事上来，随地吐痰罚款大概也是从那时开始的。
非典疫情将罚款推进到了“新高度”，报纸上说：为起到某种“震慑作用”，上海、北京、广州、深圳等大城市纷纷把对随地吐痰者的罚款从5元人民币提高到200元人民币左右。一口痰200元，相当于城市下岗工人一个月生活费，可以买5布袋麦子，或800斤大兴西瓜。这样力度空前的罚款应该可以算“乱世用重典”了，地方政府的心情和愿望也可以理解，还不是想根除陋习，移风易俗，文明进步？但是所运用的手段值得商榷，我们好像有一个特别的爱好，也可以称做毛病，那就醉心于用经济杠杆解决一切难题，对罚款的管理效果推崇到了迷信的程度。城市里随处可见各种数不清的罚款项目，墙上乱涂乱画罚款，随地大小便罚款，乱停自行车罚款，公厕里小便入池违者罚款。
罚款其实是一种简单落后不文明的管理手段，如果有好事者灵机一动评选政府管理十大陋习，估计乱罚款会高居榜首。随地吐痰等是陋习，动辄罚款的管理方式同样是一种“陋习”，指望用管理上的“陋习”来消灭生活的陋习效果相当于以暴制暴。
一个经典相声这样描写：一位大妈逮住一个人吐痰，罚款5元，被罚者给了10元，大妈找不开，于是就告诉对方，“我找不开，你再吐一口吧。”这位大妈成了罚款的形象代表，这个故事也体现出了罚款管理方式已经异化成了“多劳多得”的罚款经济，基本偏离了倡导民众树立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的本意。在农民眼里，罚款成了城市区别于农村的象征，变质成了城市对农民的惩戒和下马威，成了城市对农民歧视重要的表现形式。无怪很多人认为自己并非由于吐痰才被惩罚，而完全在于自己的农民身份，所以愤愤不已地跑到无人处多吐几口痰以示报复。像罚款这样的管理“陋习”还有很多，这里我们不否认管理的目的是达到文明，但如果借助不文明的手段来实现目标，就会被怀疑目标的正义性与合法性，实施效果也会可想而知。
所以，我们需要人性化的公共管理，需要更有效更平等的方式来代替简单粗暴的罚款。我们的目标是达到社会文明，就应该采取文明的管理方式；我们的目标是实现生活的美，就应该自觉地运用美的管理方式。同样是希望人们爱护花草，一种方式是声色俱厉的警告：“严禁践踏草坪！”一种是温和的提醒：“青青的草，怕您的脚。”哪一种更文明？更进一步，如果我们怀着诗意这样写下：“除了秋风，谁也无权采摘树叶；除了落叶，谁也无权亲吻草坪。”岂不是一种既文明又美的管理方式？而且我绝对不怀疑过路人的自觉性与审美能力。“由浅入深，推己及人；由小而大，逐渐感化。以身作则，率先做起；示人模范，彼此督勉。”生活习惯的改革需要动员全社会热心的人，像润物细无声的春雨一样，在温暖的气候里，在每个人的心里种下文明与美的种子，我们的陋习就会渐渐地消失。潘采夫／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