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舟

　　某网站与多家报刊联合举行的“二十世纪中国十大文化偶像”评选在大肆炒作之后终于揭晓了。“十大文化偶像”排名是：鲁迅、金庸、钱钟书、巴金、老舍、钱学森、张国荣、雷锋、梅兰芳、王菲。

　　这一评选的惹人注目之处除了在于将不同专业、不同类型的人物放在一起“评比”之外，大演一场“关公战秦琼”或“秦琼战关公”的闹剧，还在于其他候选人的“落选”。陈独秀、胡适、梁启超、王国维、蔡元培、陈寅恪、齐白石、沈从文、闻一多、陈景润、杨振宁、郁达夫、冰心、马寅初、朱自清、聂耳、顾准、张志新、郭沫若、侯宝林、李嘉诚、李宁……多达五十位“候选偶像”因“选票”不足而纷纷落马。

　　正如主办者所预设和期待，此次评选产生了轰动效应，不仅“无论是在参与人数和公众关注度上，都创下了全新的纪录”；而且，此次评选的拥护者与反对者在各类媒体上展开了唇枪舌剑的争辩。在这个重视“注意力经济”和“眼球经济”的时代，主办方出了大大的风头，获得了甚丰的广告效益。

　　笔者不认为文化与商业利益一定水火不容，因此对这一评选背后的利益动机和商业炒作表示理解。问题在于，打着“文化”旗号的这种评选是“文化”———或是“健康文化”———的吗？英国当代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家和文化理论家伊格尔顿曾考察了文化一词在当代的各种定义，其中一种定义是：“指一个社会的所谓情感结构，是社会的生活方式、习俗、道德、价值观等组成的不断变迁但无法触摸的综合体，是习惯行为和信念所形成的渗透性氛围，它将自己相当含混地记在社会意识里，即躲躲闪闪地、辩证融入所谓‘看不见的日常生活本身的颜色’。”根据这一宽泛的定义，我们姑且承认主办者将科学家、亿万富翁和体育明星同视为“文化偶像”可以自圆其说，因为他们的成就可以转化为一种价值观。然而，这并不能证明这种评选是一种“健康文化”。首先，主办者的“兴奋点”不是民族精英和各行各业杰出人物的奋斗生涯及其人生意义，他们最感兴趣的是给名人排座次、分高低、定身价，这既是对名人的亵渎，也体现了主办者自身的低级素质和庸俗趣味。其次，他们利用“媒体霸权”，将自己的这种低级素质和庸俗趣味推及并为害公众。表面上，“这是公众投票结果，不代表本网（报、刊）立场”，然而，从评选活动的策划、候选人的确定到当选理由的诠释种种，无不体现出媒体对公众的操纵。

　　笔者阅读了主办者关于“十大偶像”的当选理由，其中关于雷锋：“雷锋精神曾经影响了一代人，他堪称是共产主义新型人格的代表，也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整体形象的一个缩影。他所承载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是集体主义文化传统在新时期的发展。”关于张国荣：“这是一个饱受争议的人物，他的演艺生涯因为他的性取向、他的私生活等因素变得扑朔迷离。但是我们无法否认他在众多影片中超凡脱俗的表演，以及他独特的歌声。他的热情、他的敬业精神，都成为激励年轻人积极上进的力量。”关于王菲：“她赢得了歌坛和影坛天后的荣誉，却一贯低调，沉默寡言。她生于北京，曾经是中国大陆最成功的摇滚乐队“黑豹”的主唱窦唯的妻子，曾经传出姐弟恋的绯闻。歌迷喜欢她的歌、她在影片中的表演，但更多人喜欢的是她自由达观的人生态度。她将自己的歌声称做‘菲靡靡之音’，正是这样的靡靡之音，赢得了创造过无数的唱片销量奇迹。在流行乐坛的女歌手中，她的成就和人气历久弥新，无人能出其右。”无可否认，正是主办者通过制定“游戏规则”的操纵，才实现了“共产主义新型人格代表”的雷锋，与或性取向、私生活“扑朔迷离”，或“传出姐弟恋绯闻”并以“靡靡之音”走红歌坛的后二者的“同台演出”。

　　基于上述见解，笔者以为“二十世纪中国十大文化偶像”评选，是二十一世纪中国文化的一大“恶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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