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田泓

　　一场非典令随地吐痰的代价大幅提高：上海市人大将罚款标准从50元提高到200元，香港特区立法会也将罚款定额从600港元提高至1500港元。

　　然而，重罚真能罚出文明来吗？

　　新法规雷声大雨点小

　　两个多月来，上海市容监察系统按新标准处罚的随地吐痰行为不过10多起，而被查获的随地吐痰行为每天都达100多起。

　　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差别呢？上海市容监察总队副队长易春生将两个月来的新法规执法总结为：取证难、执法难。

　　按照我国《行政处罚法》，对个人处以50元以上的行政罚款，不再适用简易程序，而要采用一般程序。也就是说，处罚“一口痰”，既要有严格的人证、物证，还要签发谈话通知，做好现场勘验，最后开具整改通知。而吐痰是一瞬间的行为，如果当事人抵赖，执法人员无可奈何。虽然上海市人大针对非典特殊时期简化程序，即只要有两人以上作证就可确认事实，但这样的临时程序很难坚持下去。其次，200元罚款实行罚缴分离，由被罚者自觉到银行缴款。如果被罚者说没钱或者置之不理，罚单不过是一纸空文。

　　易春生认为，光靠重罚治不了随地吐痰。不过，他承认重罚起到了良好的宣传作用，改善了执法环境。过去，执法人员在处理随地吐痰者时，经常会遭到旁观者的“口诛”：“吐一口痰还要罚那么多钱。”但现在，说反话的少了，主动作证的多了。人们对吐痰危害的认识也在加深。非典以来，执法人员发现的随地吐痰行为减少了一半。

　　痰盂还是吐痰袋？

　　近来，一些企业主动找到上海卫生部门，要求捐赠吐痰袋给路人随身携带，以备不时之需。据上海报纸报道，上海发明家陈仲飞还发明了一种吐痰专用袋，痰液封在里面怎么挤压都不渗漏，还有杀菌作用。“吐痰专用袋”成本仅几分钱，但连发明者自己都预计：没有企业愿意生产，因为没人会掏钱买。

　　没有足够的卫生设施，是不是随地吐痰的原因之一？易春生说，上世纪80年代上海街边放有痰盂，但现在都被取消了。原因是“哪里有痰盂，哪里就是随地吐痰的重灾区。”许多人并不凑近痰盂吐痰，而是口沫横飞，弄得痰盂周围污迹斑斑。痰盂成了细菌的传播源。“我们还是提倡行人把痰吐在纸巾里，然后丢入垃圾桶。”

　　上海市爱卫办副主任李光耀认为，重典对文明习惯的养成有警诫作用。比如某人因吐痰被罚200元，相信他以后再有此冲动时，就会三思而行。但文明习惯的坚持，最终要靠自觉。

　　“鞭子”加“体面”造就文明

　　上海对随地吐痰的罚款数额在过去20年中上涨了1000倍，从0．2元到200元。这反映了社会对陋习的谴责越来越强烈。尽管如此，随地吐痰的陋习至今仍没能杜绝。

　　复旦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于海认为，新法规在实践中的遭遇至少说明了两个问题：一是社会开始更多地用法律来协调日常行为；二是文明社会不仅要靠法治，还需要“体面”来维持。所谓“体面”，就是一种希望被他人尊重的需求。

　　于海说，如果法律不被大多数人认同，执行起来就困难，执法成本也高。过去，大家认为随地吐痰是个人习惯，对由此产生的社会后果没有明确的概念，因此对罚款产生抵触。在非典这样一个重大公共卫生事件面前，人们意识到随地吐痰不光是个人卫生习惯，甚至不再仅仅是社会公德，而可能是违法行为。所以，就会有更多人愿意站出来为执法者作证。

　　但是，法律对陋习的纠正只是一种最无奈的力量。“罚”的最终意义还是要让人痛而知耻。十个人吐痰，法律只能惩戒两三个。一个社会如果只有“鞭子”，那么一旦放下“鞭子”，所有的恶行就会反弹。只有当人们意识到随地吐痰是件丢人的事，才能杜绝这种恶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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