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民族文化保护与旅游开发的对话

　　金黔在线讯

　　话题主持:本报记者 黄蔚

　　特邀嘉宾简介

　　苏东海:贵州省文物保护顾问、国家文物局专家、国家博物馆研究员、国际博协博物馆学专业委员会委员

　　杨胜明:贵州省旅游局局长

　　胡朝相:贵州生态博物馆实施小组组长、国际博协会员

　　话题背景:梭戛生态博物馆在1997年10月成为我国首座生态博物馆,时任国家主席的江泽民和挪威王国的哈拉尔出席了该项目在人民大会堂的签字仪式,由此这一两国学者间的科研项目,发展成了国家项目,受到广泛关注。中挪双方又相继在我省合作拟建的镇山布依族生态博物馆、锦屏隆里古城生态博物馆、黎平堂安侗族生态博物馆等3个生态博物馆,成为我国惟一拥有生态博物馆群的省份。由于这些生态博物馆均位于相对封闭的山区,当地人很大程度上还面临解决温饱问题,在解决脱贫问题上,常常陷入保护与开发、封闭与开放的悖论当中。

　　主持人:到了六枝梭戛生态博物馆,才发现听上去很学术味的、生涩的“生态博物馆”其实是“活”的博物馆,长角苗人活生生地住在其间,他们的生活、生产工具、穿戴,本身就是一种陈列。如果说传统的博物馆是关于过去的陈列、是过去时的话,生态博物馆不仅关乎过去,也关乎现在,是现在进行时,关系着当地人的吃穿用住,特别是地处山区的生态博物馆社区首要解决的问题。

　　苏东海:“生态博物馆”是舶来品,国外的生态博物馆也建在社区和乡村,但居民的生活都不成问题。我们第一座生态博物馆建在贵州贫困山寨中,脱贫是第一位的任务,只有解决温饱,寨民才能顾及自己文化的保护。脱贫工程中寨民是最积极的参与者,许多工程都是寨民出人出力建设的,寨中最古老的10座民居被定为保护重点,抢救维修时寨民都流泪了。生态博物馆已经生长在寨民心中。他们有了一定的物质基础后,就能更好地顾及自己的文化遗产。所以我们对梭戛的基本做法概括为“发展经济、改善生活、保护遗产、发扬文化”。这是国情、省情、乡情决定的。

　　主持人:在初建梭戛生态博物馆时,苏老与挪威博物馆学家约翰·杰斯特龙先生之间就有一场很有意思的争论:长角苗女孩该不该读书,杰斯特龙先生怕现代知识污染了这个完美的文化;苏老则认为应该让她们获得现代知识,让她们开阔眼界,从而提高保存自己文化的自觉性。再后来,是当地人就引不引入自来水的争论,有的当地人认出,长角苗妇女由于长期背水,为保持身体平衡,有着独特的站姿与走姿,不应引入自来水;而有人认为,不能因为要保持当地妇女婀娜的身形,而要她们长此以往地背水。虽然这些争论都过去了,但是封闭与开放、保护与开发的争论,在包括生态博物馆在内的民族文化生态保护区却从来没有停息过,人们总在开发的同时,也在担心传统文化还能原汁原味地存在下去吗?

　　苏东海:与杰斯特龙先生争论的时候,我主张用现代文化知识,来提高长角苗人对自己文化的鉴赏力。当时我们在长角苗聚居的陇戛开了座谈会,寨老、寨主、鬼师(寨子的宗教领袖、精神领袖)都来了,我问他们,你们知道你们有很多珍宝吗?他们问:有什么珍宝啊?杰斯特龙先生说,你们那个纺车就是珍宝,他们笑了,说那是什么珍宝,各家都有。他们没有认识到这种纺车在世界上是很稀有的了,也没有认识到自己文化的价值。必须打开他们的眼界,让他们认识自己,认同自己的文化。

　　胡朝相:追求美好生活享受现代文明是每个人的权力,不容剥夺,自来水作为基本生活、生产条件不但要引而且还要引进家门,否则,我们将此视为不道德。一个民族也必须要兼容并蓄,否则就像植物的自花传粉,会消亡的。通过多年的实践,生态博物馆及民族文化生态保护区坚持“保护文化、消除贫困、发展经济”的指导原则,我提出了生态博物馆必须经历三个阶段:初创阶段(3—5年),建立资料中心,加强社区的基础设施建设,传播生态博物馆的理念,收集整理民族文化遗产资料,建立文化遗产数据库。目前,生态博物馆在此阶段的工作并不理想;过渡阶段(10—15年),即大力发展经济,努力使生态博物馆步入小康;成熟阶段,生态博物馆社区完全消除贫困、消除文盲,由社区居民自己管理文化、捍卫文化,实现对本民族文化的自我保护,才是真正意义上的生态博物馆。

　　苏东海:农耕文化,甚至是前农耕文化,很难抗拒工业文化、现代文化的挑战,我认为这是社会向前发展的规律,不必也不应去抵制,封闭的少数民族在融入主流社会中,其历史遗产精华的保护是世界性的难题,而生态博物馆就是解决这一难题的较好模式。我对它的描述是:生态博物馆是对自然环境、人文环境、有形遗产、无形遗产进行整体保护、原地保护和居民自己保护,从而使人与物与环境处于固有的生态关系中,并和谐向前发展的一种博物馆新理念。

　　主持人:谈到发展经济,很多民族文化生态保护区呼声最高的就是旅游开发,纷纷借鉴或者仿效一些旅游大省的做法。有的地方出现了一些急功近利的做法,来访者拍摄寨民的建筑、他们婚丧嫁娶的风俗均要收钱,跟着客人兜售工艺品等等。

　　杨胜明:这正是我们最着急的,在民族文化生态保护区搞旅游开发,民族文化及其遗产保护还是第一位的。民族文化的内涵相当丰富,民族风情仅是民族文化中的一部分,而且仅仅是表层部分。把民族风情过度人工化、商业化,把真实的、古朴的东西破坏掉,民族文化旅游的路就走不远,民族文化旅游这棵摇钱树就摇死了。所以我们借鉴并反省外省旅游开发的经验与不足,给我们贵州的旅游方向定位为“民族文化和生态旅游”,文化保护是第一位。业内有一种比喻,对于人文和自然资源来说,旅游局是小偷,而环保局、文化局是警察,在贵州的民族文化开发当中,我们的角色早已转换成警察了。

　　胡朝相:今年4月,挪威大使路过一个称为生态旅游村的岜沙苗族村寨,看到村民竟然背着鸟枪、走着猫步展现他们的服饰,当地有关部门还教他们怎么微笑。挪威大使大跌眼镜,私下说他们根本不知道外来人要看什么。我们看了也很痛心,要保持民族文化首先要保持寨民的文化自尊,这种庸俗化的开发,不仅是短命的,也是对民族文化极大的不尊。

　　苏东海:从生态博物馆的理念来看,生态博物馆不应降低为旅游景点。如果按旅游景点来办,以谋利为目的,就失去了生态博物馆的先进性,也失去了它特殊的文化价值。有一个大省把古老的民族村寨办成旅游景点,充斥着商业气息,一位国外的文化官员告诉我,那里已经没有文化了。如果不能保持生态博物馆的文化高度,就会逐渐失去生命和竞争力,这个民族就不可能再屹立于世界民族文化之林。

　　胡朝相:六枝梭戛生态博物馆我已去过60多趟了,上个星期陪同副省长吴嘉甫考察了包括六枝梭戛生态博物馆在内的4个生态博物馆,我也在思考怎样在极贫极弱的民族文化生态保护区开发旅游的事情,我想在改善寨民的生活生产环境后,可以以艺术团的形式,将商业演出与他们的生活剥离开,白天寨民各自生产生活,来访者可以看一看他们的建筑,他们的婚丧嫁娶,参观怎样纺布刺绣,晚上观看艺术团演出,这个演出则是要售票的,演员在长角苗里筛选训练,当然表演形式要经过一些提炼加工。

　　杨胜明:这也是一种模式,但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村民的参与,可以借鉴“草海模式”,动员社区人民的参与,而不是让他们当展品。贵州的旅游起步晚,但我们有后发优势,可以不必走弯路,毕竟无形文化遗产一旦遭到破坏,就再也回不来了。

　　主持人:那么在保护与开发之间,这个平衡点怎么找?

　　胡朝相:尽量保持民族文化的真实性,不能以伤害民族感情和民族自尊为代价,在旅游介入的时候,注意村寨的环境保护,注意树立村民的主人公形象。

　　杨胜明:保护与开发是世界性的课题,至今没有完全成功的例子,但有效的方法之一,就是进行科学规划,这就可以很大程度上避免过度人工化、商业化。凡是旅游部门涉及的开发必须先有规划才能动,但现实中,有的地方政府对此毫不理会。

　　苏东海:生态博物馆或者是民族文化生态保护区的维持比建立还要难,它们面临很多挑战,其一就是商业化挑战,把文化遗产当商品来开发,丧失了文化个性而成为经济附庸已成为一大难题,这有待政府对民族文化的保护,专家的舆论导向和寨民自己保护自己文化的觉醒。关键是要坚持生态博物馆是不以营利为目的的。第二个挑战就是寨民的主人地位受到挑战,谁都可以指挥他们,谁都可以出主意,帮助寨民脱贫的最终目的在于使他们从经济独立走向文化独立,他们才能带领生态博物馆抵制各种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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