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恩哈尔·A·辛德贝格原籍丹麦，是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的见证人。1937年冬—1938年春，应江南水泥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常务董事会的请求，受丹麦F·L·史密斯上海公司委派，辛德贝格来到（南京）江南水泥厂护厂。他与德国的卡尔·京特博士一道，在该厂设立难民营，保护了成千上万的难民；他几次将被日军残害的中国人从郊区送往医院，并从鼓楼医院和红十字会请来护士，取来药品、绷带，在厂里建立了诊疗所；他记录了侵华日军的若干暴行，并数度为灾难深重的中国难民鼓与呼。

　　史料显示，辛德贝格被中国人称为“见义勇为之青年”。他曾数度冒险带着记录日军暴行的案例和难民求助信，经过日军岗哨进入南京城，将它们带给罗森博士、拉贝先生和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秘书刘易斯·S·C·斯迈思博士。

　　虽未见记载有关辛德贝格曾存有“在东亚拍的，反映战争的一部影片”的文献，更无他放映这部影片的记录，但分析史料，可见到辛德贝格与记录日军暴行的照片、影片相关的痕迹。

　　辛德贝格与记录暴行的照片、影片

　　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期间，坚守在金陵大学医院（今南京鼓楼医院）的美国大夫罗伯特·O·威尔逊博士于1937年圣诞节前夕在日记中写道：“辛伯格（即辛德贝格）今天回到城里，他说，在城外，中国人为了阻挡日本坦克前进而挖掘的战壕里，堆满了尸体，甚至还有一些伤兵。日本兵为了能使坦克通过战壕，竟然残杀了附近的无辜平民，用他们的尸体将战壕填平，辛伯格借了一架照相机，拍摄了一些现场照片以证实其言非虚。”

　　现存美国耶鲁大学神学院图书馆的“贝茨文献”中，有当时担任国际红十字会南京委员会主席的约翰·G·马吉牧师所写的《栖霞山之行报告》。该《报告》有1938年2月16日17日，“偕同辛德贝格先生驱车郊外”、“我与辛德贝格先生驱车到乡下，在栖霞山和南京之间的途中”等语句。对照同存于“贝茨文献”的马吉的《关于影片<南京暴行纪实>的引言和解说词》以及辛德贝格亲自处理的日军暴行案例，本报记者考证影片《南京暴行纪实》5号影片从第4号到10号镜头、6号影片从1号到8号镜头，就是此行摄下的。

　　这15个珍贵镜头和解说词，记录了侵华日军紫金山大屠杀的幸存者和今栖霞区长林村、乌龙村以及江宁区东流镇许巷村等地农民遭残害的情况，记录了被俘中国士兵被处决后扔进池塘的情景，江南水泥厂急诊室、万人难民营的景况，以及当事人或目击者诉说的日军焚尸灭迹、强索钱财、强索“花姑娘”、枪杀和刀刺无辜平民、火烧幼儿、成人及民房等暴行。

　　至少可以说，辛德贝格参与拍摄了这次栖霞之行的15个宝贵镜头。

　　史料显示，辛德贝格有较强的记录意识。辛德贝格数度去过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而该委员会为向在南京的日本外交官提出抗议，常汇集日军暴行案例；辛德贝格送出的数封难民求救信和自己寄回丹麦的信件，分别记载了日军的许多暴行和南京城乡沦陷后的景况；华中师大章开沅教授在美国耶鲁大学神学院图书馆发现了一份载有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26个案例的史料，经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刘燕军考证，就是由辛德贝格“亲自处理”并记录的。记者发现的史料则记载，辛德贝格的父亲当过周报的编辑；辛德贝格来南京之前，曾担任司机和向导，雇主即是因采访中日战争而殉职的英国《每日电讯报》名记者佩姆布鲁克·斯蒂芬斯。

　　暴行纪录片的4套拷贝

　　据美国“纪念南京大屠杀受难同胞联合会”首任主席邵子平撰文介绍，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期间，马吉曾用一架16毫米摄影机在金陵大学医院和其它地方摄下了大屠杀受害者们的近景影片。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副总干事乔治·A·费奇也记载道“这些胶片，大部分是由……约翰·马吉拍摄的”。另有记载说，马吉在美放映这部影片，“在看到那些暴行时，常常有人昏倒”。邵子平认为，该影片已“成为留存至今的惟一反映大屠杀的动态画面”。

　　费奇在《我在中国80年》中回忆道，马吉将1938年1月中旬以前所摄的纪录影片，委托他从南京带到上海，他把胶片藏于驼毛大衣的夹层内，抵沪后印制了4套。一套给了英国的穆里尔·莱斯特小姐，她勇敢地将它带到日本去放映（拷贝下落不明）。

　　德国大使馆南京办事处政务秘书乔治·罗森博士得到另一套，但影片实物“从未被发现，因此在日本国内它常常被蔑称为‘鬼片’”。

　　第三套则被费奇带到美国，至少编辑成两个版本。其中一个版本“中国被入侵”，现存洛杉矶一个历史影片协会那里；美国国家档案馆也存有同名的版本。

　　第四套也曾被认为“下落不明”。后来，在马吉次子大卫的地下室找到马吉的16毫米胶片拷贝13本（第5—10本胶片的镜头摄于1938年2—3月）。“只是这部拷贝比其它版本多了许多片断”，邵先生认为“很可能这就是第四部拷贝”。

　　翻阅史料，人们发现1938年2月11日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主席约翰·H·D·拉贝在日记中有这样的记载：“约翰·马吉牧师已经拍摄了残暴罪行的纪录影片。罗森博士让人在上海制作一部拷贝，他想把拷贝寄到柏林。据说以后也要给我一部拷贝。”据此推断，1938年由拉贝带回国内、甚至在德国国防部放映过的、马吉在南京所拍摄的日本士兵暴行的影片，很可能就是第4套。1938年6月，拉贝被盖世太保逮捕，释放后不许其再放映该片，并由警方扣留了该片；而在大卫家中地下室找到的影片，极有可能是加上1938年2月及其后所摄镜头印制的另一套。

　　“栖霞胶片”是如何带出南京的

　　1938年1月中旬以前的电影胶片，由费奇冒险带至上海，这已有定论；至于1938年2月中旬，在南京———栖霞沿途及栖霞所摄电影胶片是如何带出南京的，目前尚未见文献有明确记载。

　　本报记者发现的史料显示，辛德贝格曾设法向南京龙潭镇的日本驻军取得通行证，并于天气阴冷的1938年3月21日，告别了他在腥风血雨中至少度过了108个日日夜夜的南京，“由龙潭乘（日本）军用列车来沪。抵沪下车后，经数度严格盘诘”。

　　这些史料还显示，这位当时就被中国人称为“见义勇为之青年”的辛德贝格，是1938年4月“廿五日搭轮离沪”回丹麦的，“在返乡的路上，他收到了驻日内瓦中国代表团的一封邀请函”。

　　今年，本报记者与丹麦记者联手发现的最新史料则证明，“这件事（指辛德贝格回国途中，在驻日内瓦的中国代表团款待他的晚会上放映电影等事）早期没有被公开的原因是”，中国当时的一位官员“敦促媒体代表不要提及此事，因为他担心在当时的情况下，这样做可能会伤害到辛德贝格先生”。

　　史料记载，在南京栖霞时，辛德贝格就曾数度冒险带着记录日军暴行的案例和难民求助信，经过日军岗哨进入南京城，将它们带给罗森博士、拉贝先生和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秘书刘易斯·S·C·斯迈思博士。

　　寻找大屠杀证据的新线索

　　邵子平曾披露过，在大卫的地下室发现的那部较全的纪录片，“拷贝中有一些镜头没有按照说明目录所载的那样出现，这是个令人不解的事实。许多疑问仍然存在，因此寻找失踪的部分和进一步研究现有的版本还需深下功夫”。

　　南京师大社会发展学院副院长、南京大屠杀研究中心主任张连红博士，用“这些线索非常有价值”来评价记者的这些新发现。

　　他说，史学界对这部纪录片一直很关注。现在除马吉、费奇所存该片拷贝的下落比较清楚外，其他拷贝尚不知下落。新发现的这一重要线索，是该片4套拷贝之外的又一套，这为寻找南京大屠杀的证据和了解历史见证人的情况，扩大了新线索、增添了新课题。这究竟是纪录片的第5套拷贝，还是纪录片“失踪的部分”，尚待进一步的发现和考证。

　　辛德贝格手中的影片胶片究竟捐给了哪家博物馆，那家博物馆现在是否还藏有这部胶片？还是存于其他的地方？目前还无进一步的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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