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脑死亡鉴证》出版了，我也就干完了一桩很累人的活儿。说实在的，下笔之前并未完全掂出这个题材的分量，待笔触不知轻重进入国人忌讳进入的死亡领域，我才幡然醒悟，生命里真的不能承受之重！

　　话题始自去年5月那场悲惨的英伦车祸，关注新闻的人一定记忆犹新。那段不平静的日子里，凤凰金牌主播刘海若的名字及其“脑死亡”的消息连篇累牍大杀眼球。然而奇迹发生了，“脑死亡”的刘海若苏醒了，“英国判死，中国救活”的说法随之盛传。问题在于，现代医学已经证明“脑死亡”的人就是死人，百分之百救不活。刘海若的主治医生凌锋也强调，假如刘海若真的“脑死亡”，那么她也没办法。言下之意，刘海若从未“脑死亡”！

　　究竟哪儿出了错？

　　9月间，《南方周末》赫然整版《刘海若事件和脑死亡真相》，记者在详实的调查之后发出了不同声音，断定“英国判死，中国救活”不成立。朋友把它推荐给我看的时候，我对我的这位同行钦佩不已。原来，国人在“脑死亡”的误区里陷得太久太深！在这个误区里，“刘海若”和“脑死亡”风马牛不相及地链接了；恰恰由于这个链接，才使国人第一次大面积、深层次、那么真切地感受到“脑死亡”已经超越医学范畴，闯入我们的生活空间，也让我有了探究死亡新标准的冲动。

　　古往今来认为，心脏停止跳动了，自主呼吸消失了，就是死亡。“脑死亡”概念和标准的出现，意味着以脑组织或脑细胞全部死亡作为人的生命终结的标准，意味着“脑死亡”的人不论有无心跳都是死人，意味着“心脏永远停止了跳动”不再是对死亡的经典描述。很可能病人还在呼吸心跳的时候，医生已经写好了他的“死亡证明”；很可能病人还在呼吸心跳的时候，医生就停止了抢救；很可能病人还在呼吸心跳的时候，他的器官就被移植他人；很可能在向遗体告别的时候，遗体的心脏仍在跳动。

　　调动起社会的、道德的、伦理的、情感的方方面面的因素，国人能理解吗？国人能接受吗？国人赞成“脑死亡”立法吗？

　　我学习我思考我采访，却常常把自己弄得既狼狈又沉闷，“脑死亡”话题很有趣，“脑死亡”没有趣，同事们开玩笑说还在死人堆里爬呀？是的，中国的“脑死亡”启蒙运动不算很成功，刘海若事件的炒作便是经典的明证。对于“脑死亡”，公众越来越模糊，越来越反感，似乎好多年的宣传不但没有起到推动作用，反而制造了很多混乱和阻力。当采访中问到“脑死亡”何时能立法，专家大多表示“还很遥远”。启蒙运动花的时间太长，而且没做好，先要纠正对“脑死亡”的种种误解，然后才能学习新的知识；如果之前这方面只是一张白纸，那么只要专家给点新知识就够了，而眼前，“脑死亡”启蒙运动需要重新来过，纠正误解就需要花上好几年时间。

　　去年年底，有关专家向我透露中国“脑死亡”诊断标准已六易其稿。其实，“脑死亡”标准被酝酿的第一天起，就承载了中国上下五千年的文化传统，国人理解和接受，心理上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

　　从没有过这么艰难的写作，心理上我同样有一段路要走，想让笔下的死亡和关于死亡的故事变得温柔又明亮，是困难的。稿子一章章地出来，请朋友校，校着校着他的心情沉重起来，说自己好像经历了一次死亡。刘同事是成书之后的第一位读者，那天上午头发蓬乱地跑来说，人到中年读一本社科书读得夜半号啕，真是始料未及，你为什么不早点写这本书？他想起他叔叔的死，叔叔的车祸之伤远没有刘海若那么严重，但心跳呼吸停止了便被认定是死亡了，当年6岁的刘同事分明看到叔叔眼角淌下的泪水！心先死，脑未死，叔叔的生命是被传统的心死亡标准过早放弃了！逆之，脑先死，发生“脑死亡”了，而心未死，还在跳动，也是死了，所有的抢救行为都是愚蠢的徒劳的仪式性的和安慰性的，都是对亲属再次的情感伤害，国家每年流失的这类卫生资源要达数亿元。应该说，“脑死亡”概念和标准的提出，是对生命最大程度地负责任。

　　但我不认为不接受“脑死亡”的人就是无知的或落后的，“脑死亡”立法尊重生命自主权。只要对“脑死亡”还存有一点点的疑虑和恐惧，你就可以站到局外去观察，然后再作决定，仍可选择“心死亡”标准，或“心死亡”、“脑死亡”双轨。

　　事实上，从本书动笔到出版的半年间，到今年两会期间人大代表的“脑死亡”立法提案，再到不久前国内首例“脑死亡”的宣布，社会也在文明的洗礼中更加开放更加宽容。日渐有力的支持声呼吁公众尊重科学，谈论脑死亡当理直气壮，不存在良心责备和道德谴责的问题；全社会认同了“脑死亡”，也就认同了一种科学理念，是件大好事。

　　我想，这就是这则“关于死亡新标准的公众调查”（本书副题）的意义所在吧。

　　（陈雪春　《姑苏晚报》）来源：人民网 （责任编辑：张爱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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