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礼春

　　1960年，中国三年自然灾害的头一年，我虽然只有7岁，但已经能记事了。

　　在那个年代，由于食品的奇缺和紧俏，人们都把吃放在首位。我记得曾在街上看到一个人在吃面包，一个乞丐蓦地扑了过去，一把抢过那人手中的面包就跑，被抢的人迅速追了上去，乞丐一见赶忙将面包丢在地上，用脚将面包踩脏，被抢之人无奈，只有打了乞丐两巴掌走了，乞丐赶紧又捡起脏面包大口大口地往嘴里塞。

　　虽然国家每人每天保证有九两粮食的供应，但九成是苞谷粉。我们南方人过去都是以米食为主，所以不会蒸窝窝头，我记得左邻右舍相互取经，最后大家还是把苞谷粉做成发糕来吃。

　　我记得大人们谈到郊区什么地方有人吃“观音土”，说这种土又白又粘，吃了以后难以拉出屎来，结果有人被活活憋死。

　　忽有一天，一家邻居不知从哪儿弄来一些莲子壳，用水浸泡后用磨子磨出咖啡色的浆来，说是可以添加在苞谷粉中蒸了来吃。只隔了两天，我就见有好几家邻居开始在磨这种莲子壳浆。

　　我们的父母虽然没有弄到莲子壳，但却想法弄到了一大堆南瓜，床头床尾堆得都是，我们兄弟几个有的将南瓜当板凳，有的当枕头，兴奋得不得了。有一天，我的父亲还从乡下弄得一堆藕来，那一段时间我们的午餐就是每人一节蒸熟的藕。有一天，我放学回家，却发现我的那节藕不见了，一问，才知被来玩的堂弟偷吃了，我顿时嚎啕大哭起来。

　　每逢不上学的日子，院子里的小伙伴们都结伙到江边码头去转悠，看能不能捡到卸货时掉下来的椰枣（据说那时大量从伊拉克进口椰枣）或是其它可以吃的东西。记得有一天，我哥哥在码头的卸货传送带上捡到满满两口袋“野绿豆”。当哥哥兴奋地跑回家时，在院子门口遇上一个邻居大妈，那大妈问捡到什么好东西，哥哥就把“野绿豆”拿出来给她看，她看了后说：“这是苕子，是作肥料用的，不能吃。”哥哥听信了，便把“野绿豆”给了她。后来听说那个大妈却将这“野绿豆”煮着吃了。我的母亲听说后还责怪哥哥不该把“野绿豆”给了人家哩！

　　我的父母当时都是食品厂的普通工人，这是他们一生中惟一得意其身份的一段时间。因为那时的食品厂成了人人向往的天堂，你只要一提起在国营食品厂工作，人人都会露出艳羡的目光。

　　我的父母在那时也确实沾了光，厂里常常把缺了角的饼子或是破碎了的饼干分给职工。每逢父母快下班时，我们兄弟不再往外跑，守在门口，远远见母亲回来了，赶紧围了上去，母亲常常会令我们惊喜地打开包，拿出一包甜食分给我们。有时父母厂里做罐头，一些鸡头鱼尾等下角料就会以一角钱一堆的价钱卖给职工，那也就是我们全家开荤的日子。

　　我父母的单位那时门卫制度十分严格，下班时每个职工的包是必须检查的。有一天，一个工人在检查完包后，半开玩笑地指着手中的一把伞对门卫说：“我这把伞也检查检查吧！”谁知那门卫真叫他把伞撑开来检查，结果真发现里面夹带有一陀豆沙。那位职工由此受到了严重的处罚，也影响了其他同事的小小实惠，因为在此之前，伞是没有列于检查之列的。当然再严格的检查也对付不了有心计的工人。听父母说许多职工在家里不吃饭，在上班时偷偷将一些饼干、豆沙放在口袋里，然后躲到厕所里吃掉。也有一些女职工将食品放在裤裆里带出去，好在那时虽检查严格，但绝不会搜身的。

　　现在我父母所在的国营食品厂早都破产了，几个接父母班在食品厂工作的弟妹只有靠摆地摊为生。要数食品厂的风光的日子，还是三年大灾害那个特殊的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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