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要讲原则，不能只讲策略

　　———评张维迎教授为北大改革辩护的三点看法

　　本周《南方周末》发表的《北大激进变革》一文中引述了北大校长助理————改革方案的执笔人和重要推动者————张维迎教授一席话。据报道，针对为什么改革的第一刀先砍向教师，而不是行政人员，张维迎教授的解释是：

　　第一，“同时推出行政改革和教师体制改革震动太大，不利于学校工作的稳定。另外，在教师人事管理改革推行一段时间之后再推出行政人事体制改革，行政人员相对容易接受一些。”

　　第二，“如果教授水平不高，当教授是论资排辈，要求高质量的行政服务也有些不理直气壮。你说我服务不好，你又是什么水平？”

　　第三，“谁控制着最大资源，谁就有最大的发言权，在北大也不能超出寻常。”（引号内为报道原文，而非张教授原话）我认为，这三点，不仅在事实上和逻辑上都有问题，而且都是明显为不公平辩护。

　　关于第一点，如果按照张维迎教授的说法，先改革教师，行政人员容易接受一些的话，那么反过来难道不是同样可以说，如果先改革行政，教师容易接受一些吗？一个学校改革，怎能以谁更容易接受一些着眼呢？你认为教师比行政人员更容易接受，是因为他们更容易在被解聘后找到工作，还是因为他们在校内没有掌握权力资源，因而更好对付呢？如果是前者的话，那明显是“汰强”逻辑；如果是后者的话，那明显是“欺弱”逻辑。在这里，教师的强和弱，都成了他们优先成为改革对象的理由。这公平吗？

　　关于第二点，我觉得张教授的这番话，只是一般的“推心置腹”，而没有讲到原则。在这里，什么是原则呢？原则就是：对于优秀的大学来说，管理、服务的水平与教学、研究的水平，各自独立，各自提出要求，根本不是，也不可能相互以另一方的水平作为条件。高校改革，要求提高大学教学、研究的水平，是没有什么条件的；而要求提高学校管理、服务的水平，同样没有条件。教师与行政人员，各干各的事，各有自己的目标和考核标准。没有哪个行政后勤人员真的会张口说出：“只有教授的课讲得好，我才服务得好”————他们又不听教授的课。没有什么行政服务人员会挑剔大学教授的水平，就像没有什么酒店服务人员会挑剔客人的水平。把行政人员“不服”教授作为一条先“改革”教授的理由，是睿智的经济学家在人情世故领域犯的一个低级错误。

　　关于第三点，“谁控制着最大资源，谁就有最大的发言权”。这是一般的事理，可惜也没有讲到原则。依此看来，行政管理人员控制着最大资源，所以，高校改革的命题，就永远只能是由行政管理人员“改革”教师，而行政人员自身的改革就不可能提到日程。然而，需知高校“谁控制着最大资源”的现状，本身就是不公平，本身就应该是改革的对象。高校改革，就包含资源支配机制的改革、权利（和权力）运行机制的改革。而张教授的意思不是要改革这个对象，而是以这个对象作为天然合理的基础、出发点和评价标准，那改革还追求什么公平呢？

　　这次北大的改革，人人都说“激进”。其实妥协和策略也很明显。张维迎教授的上述观点，就反映了一种策略思维。改革有阻力，阻力产生策略，策略追求的是效率————哪好走走哪，谁好动动谁。这都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为改革的辩护词，权衡价值也好，权衡利害也好，总的来讲，还是要不脱离原则，要讲改革的原则，而不只是“现实原则”————承认和维护现实格局的原则，否则，改革的勇气在哪里？改革的精神在哪里？

　　本报特约评论员　马少华（中国人民大学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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