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胃癌患者王明成向医院提出了“安乐死”的申请。医院明确表示，在没有明确法律规定的情况下，不可能为王明成实行“安乐死”。日前，王明成提出出院回家，他说，这样做实际上就是放弃治疗。据报道，王明成是我国“安乐死”第一人夏素文的儿子，1986年，王明成不忍心已到肝病晚期的母亲受病痛折磨，要求为母亲实施“安乐死”，随后，他和执行“安乐死”的医生以涉嫌故意杀人罪被逮捕，5年后，最高人民法院宣告他们无罪。如今，王明成又不幸患了胃癌，而且已到晚期痛苦无比，他也希望像母亲一样“安乐死”，医院明确表示爱莫能助。王明成目前瘦骨嶙峋，体重还不到40公斤，腹部肿胀得非常厉害。（7月6日《南方都市报》）

　　单士兵就此发表《“安乐死”的生命价值悖论》，认为“‘安乐死’缺乏死亡的道德正确性，是一种消极的生命价值观的反映。”(见7月7日人民网《网友说话》和东北新闻网《金虎时评》）这个观点，本人不敢苟同。

　　我读王明成这条消息的时候，心里感到非常难受。他现在只能痛苦地接受病魔折磨，然而他难道非得被病魔折磨，在无限的痛苦中带着无限的遗憾离开人间吗？这难道是一种正确的道德？是“积极的生命价值观”吗？

　　这使我想起去年7月20日新华每日电讯播发的专稿《巴金的痛苦》：99岁的文学巨擘巴金心灵之痛甚于变革体，“长寿对我是一种惩罚”。文章说，“巴老的痛苦在于他现在是索取，而不是奉献。既不能工作，还要拖累家人，拖累医院，拖累国家。”1999年2月，巴金在手术前对主管医生崔主任说，不要用药了，安乐死吧。以后，他曾向家人多次提出安乐死，被拒绝后他还向家人发过火，说“不尊重他”。这篇专稿的结尾非常无奈：“一切热爱和尊敬他的人，谁忍心他安乐死。我们只能祈祷，奇迹在巴金身上发生。”然而，奇迹恐怕只是一个奢望，每日六次通过鼻管进食的巴老随时都有病危的危险。

　　在现实中，也有无数如巴老一样受病体和心灵双重折磨者，虽都有“死于安乐”的意愿，但周围的亲友“知道你苦，但只能远远地望着。”然而许多临终病人在经历了难以言喻的痛苦折磨之后，许多家属在付出了极为沉重的辛劳和代价之后，许多医护人员在目睹宝贵的医疗资源付诸东流之后，逐渐醒悟到安乐死乃明智之举。特别是邓颖超同志明确表示赞同安乐死，指出这是“唯物主义的态度”，更有力地推动了安乐死的传播。

　　生存权是人权的基本内涵之一。尊重人权，理当尊重人的生命。但是，生命既然属于个人，个人就不但有权选择生存的方式，而且也有权选择死亡的方式。当然，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可以选择什么样的死亡方式，应该立法。可惜，我国在这方面至今依然存在法律空白。今年举行的“两会”上，部分人大代表建议，不应拒绝“安乐死”这种符合人道主义的“放弃生命”。全国人大代表、中国工程院院士王忠诚在本届人大会议上，受中国另一位医学界重量级人物胡亚美的委托，向大会提交了在北京率先试行“安乐死”并建立相关法规的建议，引起了代表、委员的关注，我以为是题中应有之义。因为如果不正视这个问题，我们将不可能减少绝症或者的自杀率，——我们愿意看到吗？

　　安乐死的原义为“善终”、“无痛苦的、快乐的死亡”或“尊严的死亡”。虽然荷兰和比利时在法律上对安乐死给予了肯定，但在专家们看来，这种死亡的方式用得好，就可以真正解除病人痛苦；用得不好，就可能成为剥夺病人选择生命权利的借口，被不法不义之徒滥用。

　　我以为问题的关键依然是对安乐死有正确的认识，认识解决了，所谓“用得不好”云云是不难解决的。

　　有人认为安乐死有违人道，真的吗？救死扶伤向来是医务工作者的天职。医学经典《内经》上说：“人之情莫不恶死而乐生”。孟子、荀子这些大儒也认为，人最大的欲望莫过于生存，最厌恶痛苦的事则莫过于死亡。是啊，蚂蚁尚且贪生惜命，况人乎？唐代名医孙思邈有言：“人命至重，贵于千金”。因此，医生必须全力挽救病人的生命，即使病入膏肓无药可救也要不惜任何代价，哪怕延长病人一分钟的生命也是好的。岂不闻“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浮屠者佛塔也）

　　不错，生命确实是最宝贵的。但是生命既有健康的，也有不健康的；有可以医治的，也有无法医治的。马克思逝世第二天，恩格斯在一封信中写道：“医术或许还能保证他勉强拖几年，无能为力地活着……这样活着，对他来说，比安然地死去还要痛苦一千倍。”“这是我们的马克思绝不能忍受的。”显然，生存并非无条件地比死亡更有价值。不少人生前遗嘱明确表示：宁肯尊严地死去而不愿丧失尊严地痛苦活着。在病人确实无法医治又面临极端痛苦的情况下，尊重病人的这一愿望，我以为正是人道精神。试想想，让垂危病人无可奈何地自杀，与安乐死相比，哪一个人道？

　　是否人道，决定着是否立法。我以为是否真人道，要看是否尊重个人的意愿。《人权宣言》讲尊重个人生存发展的权利，针对性很强，虽未涉及“死亡方式”权，但依照宣言精神推断，允许选择死亡方式，我以为乃题中应有之义，否则还谈什么尊重人权？如果不准安乐死，只能痛苦地受疾病折磨而死，能说是人道主义吗？能说彻底地尊重了人的权利吗？我不止一次看到绝症患者痛苦万分以至痛不欲生的情景，也曾听人说起与其自己如此受煎熬又牵累亲属朋友，还不如尽快结束自己的生命。怎么结束呢？法律未准许安乐死，就只有残酷地自杀了。这种死法尽管没人逼迫，甚至早就有防范措施，然而能说不残忍吗？能说人道吗？

　　还有不少人认为安乐死不合国情。“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得毁伤”，这是《孝经》的一句名言。发肤尚且不许动，怎么能让人加速死亡？真是大逆不道，匪夷所思。

　　应该承认，我国传统文化中的确有不少内容是排斥安乐死的。但是还有另一面。孔子说“杀身以成仁”，孟子说“舍生而取义”，都肯定了有比生命更高的价值。荀子进一步指出：“生，人之始也；死，人之终也。始终俱善，人道毕也。”他把善死纳入为人之道的范畴，可谓远见卓识。庄子更妙。在庄子看来，死生一也，生有生的苦恼，死有死的安乐，因而“古之真人，不知悦生，不知恶死”。庄子妻死，他竟鼓盆而歌。他还在一则寓言中，通过髑髅之口说：“死，无君于上，无臣于下，亦无四时之事，，纵然以天地为春秋，虽南面王乐，不能过也。”庄子想重新给他骨肉肌肤，恢复生命，他大皱眉头，断然拒绝：“吾安能弃南面王乐而复为人间之劳乎？”今天读来，我们还为这个髑髅的豁达而深深感动。

　　儒、道、释三家都与安乐死有相容或相通之处，显然，简单地说安乐“不合国情”，并不符合实际。而今天各类有关安乐死的大量调查，更是对安乐死“不合国情”说的否定。

　　据了解，我国自1994年始，全国人代会提案组每年都会收到一份要求为安乐死立法的提案。在1997年首次全国性的“安乐死”学术讨论会上，多数代表拥护安乐死，个别代表认为就此立法迫在眉睫。然而时至今日，安乐死在我国的法律上仍是个空白区，既没有给予否认，也没有承认，我想是该有所突破了。据了解，我国自1994年始，全国人代会提案组每年都会收到一份要求为安乐死立法的提案。在1997年首次全国性的“安乐死”学术讨论会上，多数代表拥护安乐死，个别代表认为就此立法迫在眉睫。然而时至今日，安乐死在我国的法律上仍是个空白区，既没有给予否认，也没有承认，我想是该有所突破了。

　　相关文章：“安乐死”的生命价值悖论（单士兵）来源：人民网 （责任编辑：郭亚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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