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一个国家或者地区来说，最令人担忧的就是以政策的功利性来破坏政策的公正性，一些地方的封堵高考移民就是这种政策的“典范”。以最具代表的海南省为例，一九九九年，为了推销大量积压的商品房，当地政府便出台了一个土政策，只要购买一定面积的商品房(有的地方是以投资的数额为标准)，便具有了海南当地的户口，随之迁来户口的孩子也具有了和当地考生在高考时享受同等待遇的资格。这种政策的吸引力超出了当地政府的预期，1999年，以这种方式迁来海南的高考移民只有一百多个，到了2002年，便达到了一千六百多人。这些高考移民对当地考生的利益造成了一定的冲击，于是，当地政府“顺应民意”又断然否决了前面的政策，以剥夺这些考生报考提前录取和本一的资格的方式进行制约。这种政策虽然保护了当地考生的利益，但我认为其蔽要大于利。这种极端功利的政策严重地损害了政府的信誉。

　　现在的高考录取政策是计划经济遗留的产物，某些政策的合理性早已受到各方的质疑，已经有部分地方考生是状告教育部的方式表达了极端的不满。比如，由于长期的历史原因，一些欠发达地区如新疆、甘肃、宁夏等地区由于教育质量的水平有限，所以同样的考试同样的高校在录取时分数线要比江苏、安徽、湖北等地低了许多。而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也是由于历史的原因，分数线也同样低了许多。对于北京、上海这样的经济和教育都相对发达的地区，这样的录取政策是最令人垢病的。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利益位差越大，流通的冲动势能越大，于是高考移民现象便自然出现了。高考移民已经成为一种投机，一种可以取得丰厚回报的投资。市场以无情的投机手段来实行对现行政策的挑战和否定。在这种压力下，有报道称上海出于对自身利益的考虑，也开始封堵高考移民了。

　　但是，在教育政策和教育格局不改变的条件下，高考移民不会绝迹，只是成本更高形式更复杂有关环节寻租的机会更多罢了。同样的，对高考移民的封堵也不会停止，手段会更强硬，这两股力量的冲撞会更激烈，社会矛盾也会更大，社会危害也会更大。就现在来看，如海南省的功利性政策的公正性经不起推敲，但因为保护了所谓更大多数的当地考生的利益，其民意基础相当深厚，因此所受到的压力相对小些。但这种出尔反尔任意调整政策的行为，是与市场经济的公平公正的法则相违背，会让人对政府的信誉表示怀疑，其潜在的危害性不可低估。我认为，对于北京、上海这样的经济发达地区，这种超国民政策必须断然取缔。高考的根本原则就是在分数面前一律平等，因此，取缔这种优惠政策只是重新确立了这一原则的尊严。相信这两地的学生会具有相当的竞争力的，至于随之而来的暂时回归应试教育而做出的素质教育的牺牲，在我看来只是一种代价。既然大家都在应试，就应该有同一个标准。不然，你在发展素质教育，人家在应试，而你录取时较低的分数线保证了你可以比别人少付出劳动却可以获得同样甚至更多的成果，并且你的素质教育在上大学后为你自身的发展提供了更好的营养，这实际上是一种大不公。

　　对于新疆等欠发达地区来说，像北大、清华、人大、复旦等国家级大学同样要坚持全国统一的分数线，但在教育格局方面要进行统畴，国家可以以发行教育债券、教育彩票、教育投资股票等形式，多方大力筹措教育资金，抚持这些地方改造、兴办一批地方高校，重点录取地方学生，以达到提高高考升学率的效果。国家在总体上根据地方经济水平和教育水平进行平衡。

　　虽然对这些地区来说，从短时间上来说，上清华、北大的学生会少一些，但这是暂时的，既然存在着事实上的经济不平衡，为什么就不能存在着这种机会的不平衡，这种不平衡是以“公正”为前提的，这既是一种导向也是一个原则。在这种政策下，将可能出现一股反向移民：在经济、教育发达地区寄读，然后回到当地考试，这样客观上也带动、提高了教育水平，当然，这是需要相当大的成本的，但现在被封堵的高考移民不是同样也需要成本吗？

　　现在的高考录取政策显得统得过死。对于省级地方高校，应该放权给当地政府，让他们根据总体情况制订客观上可能更有利于本地学生的政策。而对于经济发达地区，可以鼓励发展更多的私立大学来吸引生源，从客观上提供教育资源的供给，这样在总体上一来可以解决低水平教育的问题，二来也可以杜绝实际上存在的教育资源分配的不公。

　　如果这样的政策能够出台，我想高考移民问题就不复存在迎刃而解了。来源：人民网 （责任编辑：郭亚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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