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幸结识邓小平同志，并为他进行手术服务，是在1976年底。当时“四人帮”刚被粉碎，小平同志还没出来工作。

　　会诊

　　1976年底的一天，我刚吃完晚饭，保健办值班护士来电话，让我速到南楼。我按经验判断，肯定是有重要任务。我急忙赶往南楼，一跨进大门，就见蒲荣钦副院长（他当时负责南楼保健）、刘轩亭副院长、白崇友政委3个人在那里。看到每个人都很严肃，而且周围已布置了警戒，我心中便明白，将要来的肯定是个特别重要的人物。但有纪律的约束，不该问的不问。

　　很快，一道车灯闪现，来了！早已待命的护士把准备好的轮椅推上来了。车门一打开，是邓小平！同他一起来的还有他的夫人、女儿，他的保健医生和护士。我当时特别吃惊，因为我做梦都没想到来的会是这样一位我所敬仰的人物。

　　到了病房，我便马上进行问诊。“首长，怎么样？”我问，“哪里不舒服？”邓小平挪了挪身子，用浓重的四川口音说：“尿不出来，憋得慌！”听首长和大家说完，我又问了几个问题，便摸了摸他的腹部。下腹已鼓起，敲了敲，浊音上界已到肚脐下。根据各种症状分析，我心里有了基本判断。

　　经请示后，我马上到值班室打电话，请我的老师许殿乙。他是正主任，我是副主任。他一贯支持我的工作，是我的恩师，关键时刻还得请他出场。同时，我请来我的搭档，当时的主治医生周柏铭及内科曾诚富主任一起初诊。通过摸、查、问，大家基本上同意我的判断和方案。“准备导尿！”我们让护士做准备。我跟首长说：“先给你插根导管放尿，有点痛。”“没事！”他很干脆地说。在不寻常的岁月，对邓小平同志的治疗就这样开始了。排除积尿后，首长休息了。那一夜，我没有回家，一直守候在病房。第二天一早，吴阶平院长到了，许殿乙主任也来了。有关同志都到场了，我们就决定给首长会诊。大家进病房后，都向首长问好。首长向大家微笑，卓琳同志热情招呼大家，病房里气氛很轻松。“干脆做手术，免得以后再麻烦。”还没等我们说什么，首长先发话了。吴院长和我们都说：等我们检查了再说。我们和内科给首长做了一个全身检查。做了心电图，心脏非常好；抽血化验，情况正常；化验尿，也没大问题。最后，吴院长、许主任和我为首长检查前列腺。检查前，吴院长告诉首长会不太舒服。“没事！”还是那句浓重的川音。经过检查和会诊，加上吴院长、许主任和我都作了经直肠的前列腺指诊检查，大家在一起碰头，都认为是前列腺肥大，造成尿潴留。有一次尿潴留，就会有第二次，大家都倾向做手术。

　　手术

　　手术准备分两方面进行，一是将情况报告上级，请求批准；二是进行手术方案准备。中央的批示也很快下来了。最后，手术班子确定：因为许老岁数大了，由我主刀，周柏铭担任第一助手，吴院长和许主任在手术台下做指导。

　　第二天，首长上了手术台，曾主任和宋运琴测试了血压，一切正常，靳主任开始打麻药。注射麻醉药之后，手术部位已没有痛感，但首长脑子很清醒，见吴院长、许主任和我在身边，他再一次给我们减轻压力：“我没事，你们放心做！”手术由我主刀，周柏铭、陆惟善积极配合，大家有条不紊。吴院长和许主任始终站在我们后面，给我们精神力量，到了关键处，靠近观察一下，或小声提醒一下。

　　手术很顺利，一个多小时，一切都是按预案进行。切除最后一刀后，我说了一句“好了”，大家松了口气。接着，我们把取出来的东西让吴院长请首长看，有一个小苹果那么大。首长看了笑着说：“哦！这么大！”等到缝针快关腹时，我们突然听到首长问了一句话：“现在缝哪呢？”我马上说：“现在缝膀胱了。”他说：“哦！还有3层。”奇怪，他怎么知道还有几层呢？这是医学专业问题啊！我问首长你怎么知道缝到膀胱还有3层呢？首长说：“周总理做手术的时候，我在旁边看。”

　　邓小平同志手术后，出现了一次意外。那是手术后第三天，首长说他浑身起红疹子，越来越多。于是，我们请著名内科权威张孝骞老教授来确诊。

　　张教授是个老实人，那天来了，特不自然。1975年冬，《人民日报》发了一篇批判邓小平的文章，署的是张教授的名字。所以那天他来后红着脸、低着头。但还没等他说话，首长就说：“张老，你不要有任何包袱，我知道你是不会干这事的，一定是别人干的。我们非常相信你，你不会干这事！”老教授非常感动，眼泪直流。会诊结束后，他一个劲向首长说感谢！我记得后来邓小平做过指示：以后不管哪个领导有什么问题，不要把医生牵扯进去，否则就没人敢给我们看病了。

　　张教授和大家初步确诊首长为药物过敏，我们便决定停用一切抗生素和可能引起过敏的药物。

　　术后

　　手术后几天，陆陆续续地有人来看首长，首先是家属。邓朴方来过一两次，同首长一问一答。三个女儿轮流来。大女儿邓林是个画家，她说：“我爸不爱说话，我也不爱说话。”我们看见的也是这样：首长看书看材料，她坐在旁边做毛线活，或两人一块看书。最热闹的就是邓楠、邓榕。卓琳说：“邓楠是我们家的管家，周总理到我们家说，‘我是国家的总理，邓楠是你们家的总理！’总理夸邓楠很能干。”邓楠、邓榕两个一起来更热闹，病房里经常欢声笑语不断。

　　中间毛毛他们来了，一本正经地说：“江青他们被抓了以后，大家都高兴鼓掌，就一个领导同志不鼓掌，你们猜是谁呀？”邓小平和余秋里都很重视，马上问是谁，毛毛指着余秋里说：“就是您呀！”邓小平和余秋里也乐了。余秋里举着一支独臂说：“我没鼓掌，但我一只手敲了桌子呀！”

　　在这之后，徐向前、聂荣臻元帅陆续来看了首长。叶帅没来，他的女儿叶向真来了。她来看首长时碰到我，说：“噢，我以为是哪个老教授给小平同志做手术呢，原来还是你！”我同她一起与首长聊天。其间，我发现她还有话说，就回避了。后来，她跟叶帅的儿子两个经常来，显然他们是代表叶帅转达情况的。

　　那是手术后还不到3个星期，接到通知让首长去开会。首长是晚上7时多吃完饭走的，10时多回来后我们都迎上去，看见首长很高兴。他一进屋就跟卓琳说话。我跟老赵说：首长高兴，估计也就差不多了。我们估计差不多了，就跟首长开点玩笑。我说：“首长以后你出来，怎么领导我们干呀？”首长只简单地说了很重要的几个字：“我还是那一套，无非是第四次被打倒！”

　　1988年，首长快退出领导岗位，仍然经常招呼我们去。那次去了，卓秘书说：“李主任，今天你晚一点走。你给首长做手术11年了，恢复那么好，我们很感谢你，一直想请你吃饭。”我说：“这是我们应该做的事。”“你今天别走，我们合个影嘛！”她这一说我真有点高兴，因为军队马上要改文职脱军服。我说：“哎呀，那是最珍贵的了！幸亏我今天穿军装，到7月就脱军装了！”卓秘书请邓办张宝忠副主任拿相机，在客厅和卧室之间的走廊上，首长、卓秘书和我三人一块照了相，就是现在我家摆在架子上最珍贵的一张。（摘自《周末报》）

　　(江南都市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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