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家华　肖剑冰

　　近段时间，我们耳闻目睹了许多可歌可泣的抗非典故事，但同时也发现，在这场突如其来的灾难面前，有些人虽没被病毒击倒，却被“恐惧”心理吓倒，至今心有余悸，患了非典后遗症，不敢与非典痊愈者正常交往；有的非典治愈者有自卑感，觉得低人一等，失去了生活的勇气，等等。这些心理上不健康的现象，值得我们回味。

　　这一方面反映了这些人对非典疫情的无知，在灾疫面前心理防线轻易崩溃，另一方面说明平日缺少心理锻炼和修养，自身心中的“魔障”太重。俄国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说得好：“神与魔鬼在交战，战场就是人们的心”。在抗非典这个特殊的战场上，人们的心理状况对战胜非典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非典来得突然，有许多不确定因素，它对人类的危害程度尚有很多未知数有待破解。在灾害面前，人们越是无知、越是不自信，就越容易产生恐惧心理；心理越恐惧，就越容易导致心理失常、行为失范。有一位女士到疫区出差时曾与人握过手，便疑心自己染上非典，医院检查各项结果都正常，可她仍一天之内要跑数次医院。古人说：“哀莫大于心死，而身灭次之。”可见，心中的魔障比灾难本身更具有破坏性，灾难充其量侵害的是人的肉体，而心中的魔障则足以摧毁人的意志，甚至由此而影响他人的安全、社会的稳定。

　　这场不期而至的非典灾疫，透视着每个人的心灵，检验着每个人的理智、勇气、责任感和道德水准。面对这场心理与道德的特殊测试，人们自觉或不自觉，主动或被动地交出不同的答卷。“智者不乱，仁者无惧”。一个有智慧、心理素质好的人肯定临“非”不惊不怕，而心存大众、视他人生命比自己更重要的人，面对灾难，也一定会无所畏惧。美国人格心理学家奥尔波特认为，良好的心理素质应包括六条标准，他把“人生观的统一”和“具有同情心，对生命充满爱”等标准放在首位，是有一定道理的。以身殉职的邓练贤救治非典病人时，总是勇于争当“第一个探险者”；“优秀护士长”叶欣牺牲前，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这里危险，让我来”；李晓红在弥留之际，再三提醒医生：“如果要做实验，就拿我做”。这种把生的希望留给别人，把死的危险留给自己的大无畏精神，正是把病人当亲人、以生命尽天职的高尚职业道德操守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思想境界的真实体现。由此可见，心理与道德是密切相关的，一个人的良好道德品质是对心理素质的有力规范，德高之人必是心理健康者。

　　同样，良好的心理素质也对道德规范起着重要支撑作用。突如其来的非典灾难虽然是不能回避和选择的，但我们至少可以选择自己如何应对的心理态度：乐观还是悲观？积极还是消极？这种心理选择，必然外化为种种行为方式。有的人心理素质好，能够临危不惧，就不致于使自己的行为失去规范。而有些人则不然，由于心理失常而做出一些不冷静的事情来，如违反隔离治疗的法律法规，直接影响到他人生活和社会稳定，这无疑是很不道德的行为。至于极个别人，由于心理素质不过关，本来应该挺身而出抗击非典，却玩忽职守、临阵脱逃，乃至造成疫情扩散，遭到了应得的惩处。这种极端个人主义的不负责任的懦夫行为，置社会良知、职业道德于何处？

　　记得一位哲人曾说过，小孩出生时的第一件事就是啼哭，那是因为惧怕从未见过的阳光。但随着年龄的慢慢增长，懂得的事多了，就不再怕了。非典之于人类，就像阳光之于初生儿，慢慢的了解了，便会逐渐驱走心头的恐惧。当然，非典肯定不似阳光那般有灿烂美好的一面，但也并非可怕到让人无可奈何的地步，我们应该有足够的勇气去战胜它，努力克服心头“恐非”的魔障。这需要以信心和良知为支撑，需要用科学的方法来应对，也就是要面对现实，相信科学，讲公德，讲大局，守纪律，不恐慌，不盲从，不把任何不健康的情绪传染给别人，不做任何有悖于社会公德的事情。正如赫伯特所说：“本领加信心是一支战无不胜的军队。”只有消除了关键时刻可能出现的惊慌、恐惧、丧失信心等一切消极因素，通过长期修炼锻造出过硬的心理素质，我们才能机智、灵活、勇敢地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性，才会面对艰难曲折，沉着应对，战无不胜，攻无不克。

　　鲁迅先生有句名言：“伟大的心胸，应该表现出这样的气概———用笑脸来迎接悲惨的厄运，用百倍的勇气来应付一切的不幸。”非典虽然带给我们灾难，但也赋予我们机会，同样也是一次机遇的起点。通过这场抗非典斗争，我们应该认真思考自己的行为方式和道德观念，克服和战胜心理恐慌，锻造更加成熟稳定的心理素质。这样，我们就不会再惧怕任何前进道路上的艰难曲折，就能够用乐观的心态去面对生活，用良好的道德水准去善待别人，用昂扬的精神状态去为国家建设多做贡献。如此，我们的生活将会如春天般更加美好。-->（解放军报2003年07月15日第7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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