桥?海?人(组图)

http://www.sina.com.cn 2003年07月16日07:45 湖南在线-三湘都市报

在塞纳河畔

《通向童年的小桥》

《老牛与桥》

《矮寨河的藤车》

《海上白日》　　文／本报记者肖欣图／本报记者赵尚渝

　　———我的敏锐善感，喜欢思考，不轻信，不盲从，保持信念的自尊，对不幸者的同情心，对正义良知的向往，以及淡淡的悲剧情绪，都来自我的童年。

　　———以前看西方电影，我不懂为什么犯人被处死前，还有牧师为他祈祷，但现在越来越清晰地体会到，一个人在他的心灵深处怀有一种广大的人类意识，是多么重要。

　　———我喜欢读《浮生六记》，沈三白说：“天之厚我可谓至矣。苟不记之笔墨，未免有辜彼苍之厚。”这表达了我现在的心情：不求闻达显赫，但求精神的自由表达。

　　56岁的湖南人邓平祥，在中国美术界是一位颇有些传奇色彩的人物。上世纪80年代初，他以油画创作进入文化圈，却在声名鹊起时毅然转向冷门的美术评论；他的处女作因大胆提到人体艺术等禁区问题受到“批判”；他当年论述著名画家陈丹青的论文在国内没有一家杂志敢发，却被香港一家权威美术杂志引为头版头条；他的《论第三代画家》，被称为“开中国当代断代文化研究的先声”，由此，文艺界始见“第五代导演”“新生代作家”等称谓。正当锋芒毕露之际，他又突然出湘入京，全国各地美展、美术研讨会等竞相把他当成京城著名美术评论家邀请，他的湖南文化人身份被人们渐渐淡忘。今年他又离京返湘，或著书，或发言，或作画，在笔墨、丹青、语言的三栖之中寻找自由的精神。

　　6月中旬，我在长沙举行的湖南第五届油画展艺术座谈会上第一次见到邓平祥。作为座谈会的第一发言人，他并不客气地给湖南油画现状挑了不少刺。我在他对面看过去，他坐在从窗外矗立的高楼间隙投过来的一线背光里，面目有些模糊，但他的发言视野开阔，条理清晰，给我留下深刻印象。

　　随后，我在湖南书画院正在装修的新画室里第二次见到他。透过画室宽大的玻璃窗照进来的阳光晃得人有些睁不开眼，工人在忙着安装窗帘，我们谈湖湘文化，谈罗曼·罗兰，《巨人三传》。机器的轰鸣声不时将我们的话语搅得粉碎。7月上旬的一天，在邓平祥赴北京参加中国美术馆成立50周年座谈会前夕，我们在省文联大院他的书房里重拾话语的碎片，散漫地谈到他的童年，他的父亲，他的经历，并讨论宗教、《西游记》，“9·11”事件，伊拉克战争等话题。

　　小桥父亲泪水与爱

　　（邓的书房里挂着他的油画《通向童年的小桥》。整个画面，只有一座窄小的没有护栏的小木桥，简单、孤独、曲折地搭在河中黑色的几块石头上，渐渐隐没到模糊的对岸。邓说，桥是他通向想象彼岸的符号，是他精神的指归）

　　我相信是我童年不堪回首的经历，造就我的艺术创作的特质、人生的底色甚至情感的取向。我的敏锐善感，喜欢思考，不轻信，不盲从，保持信念的自尊，对不幸者的同情心，对正义良知的向往，以及淡淡的悲剧情绪，都来自我的童年。我的父亲在上世纪50年代被当成“特务”嫌疑直到90年代初才平反昭雪。当年我的一家人都被当成另类，受尽冷落与屈辱。我很小就被迫离开出生地平江，被托付给在宁乡老家的一个亲戚。我记得当时什么都没带，就是穿着身上的衣服离开了家。但我那时总有一个坚定的念头，父亲是无辜的。我记得曾有一次在路上迎面碰到被几个拿着枪的民兵押送的父亲，当他走到我身边时喊我的小名说，“我没有犯罪，告诉你妈妈，我会回来的。”父亲去世后，我听到人们谈起他生前的事情，都会一个人默默地流眼泪。

　　（一个受到不白之辱并失去父亲，远走他乡的少年，在孤独寂寞与无言的恐惧中挣扎成长，那些难捱伤感的漫长时光里，邓在舅舅的启蒙下喜欢上能抚慰人心的文学，绘画，是多么自然。邓还提到他大约7、8岁时，暗恋上当时一个在他们那里唱戏的女演员。他每天晚上都要溜到剧场去，没有票就从窗口偷偷地跳进去，趴在剧场的小舞台边上，整晚都不知疲倦地看那个有着一头乌黑长发的女演员。文字、色彩、还有纯净的暗然滋长的爱，给这个阴郁灰暗的不幸童年抹上一点亮，也给邓的整个人生带来希望与光明，使他在年幼时就将爱和美联系在一起）

　　加急电报“天才的”陈丹青

　　（一封加急电报改变了青年油画家邓平祥一生的道路。在上世纪80年代重创作轻理论的普遍风气里，他转向美术评论颇引起人们的误解。但当年的邓敢说敢做，在国内第一个站出来为27岁的中央美术学院研究生陈丹青大唱赞歌，并称陈具有“天才”资质。现在已是著名华裔画家，并出任清华大学美术教授的陈，证实邓20年前的真知灼见。）

　　我由油画创作转向美术理论，是一个偶然的机会。上世纪80年代初期，美术界涌现了一大批新人新作，但人们还是抱着非常保守的落后的审美观念，动不动就扣上政治大帽子。有一次我在一个座谈会上愤然谈到对当前美术的一些看法，会后，时任《美术》杂志主编的王琦建议我将刚才的发言整理成文。我当晚就写了一篇10000多字的《思考十题》寄给了他。过了三四个月我自己也忘记了。突然有一天传达室通知我有来自北京的加急电报。我还很纳闷。原来是王琦发过来的：“思考十题拟发，是否同意。”我回电后，文章很快发出来，有人叫好，也因为我大胆肯定“人体艺术”及一些敏感艺术观念问题而受到所谓的“批判”。但我并没有收笔。

　　1980年，我在中央美术学院油画系学习时，看到了当时正在美院读研究生的陈丹青的毕业作品《西藏组图》，惊叹中国油画出现了一个奇迹。并写作了《论陈丹青》。当时陈只是一个27岁的小伙子，很多人认为我把他捧得太高，国内没有一家刊物敢发。后来70多岁的香港著名美术评论家黄蒙田先生找到我说，要看一看我的文章。看了几页后，他立即表示此文他要全文照发。后来我收到他寄来的杂志，原来差不多是一个陈丹青专号，我的文章列为头版头条，并配了许多陈的作品。文章发表后引起轰动，人们争相传阅。我后来接到陈的父亲写给我的三千字的长信，称陈丹青评价说，在所有评论中，我的文章抓住了他的艺术本质。

　　我的两篇命运颇为曲折的评论文章，使我意识到，对我来说，艺术理念的阐述，比个人创作更加重要。我开始认准了我的方向走下去。

　　海人性的艺术宽厚的人类意识

　　（在邓的书房里，还有一幅《海》的油画。邓称自己在学画之初曾借到一本英国人的画大海的水彩画册，令他对大海有一种梦魔似的向往。上世纪80年代末，呈现旺盛创作力的邓，因种种原因怀着抑郁的情绪出湘入京，步入一个全新的文化层次，也因此有机会在海南一隅与大海相伴两年。）

　　两年的海滨生活，我不仅真切地认识了自然的大海，更体悟到了人性的美与丑，善与恶，大海使我的心灵有更大的包容。

　　我不信教，但我有宗教情结。以前看西方电影，我不懂为什么犯人被处死前，还有牧师为他祈祷，但现在我懂得，并越来越清晰地体会到，一个人，特别是一个知识分子，在他的心灵深处怀有一种广大的人类和人性意识，是多么重要。他对艺术本原、生命品质等重大原则性的问题做出怎样的回答，他对重大的现实的社会问题持有怎样的立场，都与此密切相关。我一直提倡感性的、以人为本的艺术。当前中国，人的主体在精神结构上的文化沦落和价值沦丧以及感性贫困，使尚存良知的理想的文化人痛失精神家园，我对此怀有深深的忧患。但我还是坚信，人类自我救赎的向善的能力。

　　我喜欢读《浮生六记》，沈三白说：“天之厚我可谓至矣。苟不记之笔墨，未免有辜彼苍之厚。”这正表达我现在的心情。不求闻达显赫，但求精神的自由表达。因为人是“怀着表达欲望的精灵”。从今年开始，我不仅要画一批新画，还用笔墨来记录我多年关于湖湘文化、关于当代精神文化、关于欧洲文化等问题的思考。我称之为我的精神交待。

　　（我读到几篇邓即将于今年下半年出版的新书《符号的欧洲》中的文章。虽然过多的名人话语的引用和太重的理性色彩，使他的文章读起来有些累人，但作为一个当代知识分子，他的敢于批判、善于思考，甚至他的宗教情结，都使他开始达到了某种精神的高度。）

　　从苦难的童年时光，到血气方刚思想激进的青春岁月，再到沉静平和的安身立命，出生于上世纪40年代的中国当代知识分子，他们艺术生命的成长与成熟，总是渗透在宏大的时代背景中。邓在经历人生的沉浮之后，终于获得一种平和安然的状态，现在的他依然保持着敏锐的批判意识，独立自由的思考与表达，这已不仅是他的个人之幸。

　　文章写到最后，我突然想起我们并没有深谈他的“文革”经历和他的婚姻家庭。我认为像他们这一代的知识分子，如何度过“文革”和选择怎样的爱，具有某种不可逃避的意义。邓说他准备要写一部有关文革与家庭经历的自传式小说。也许在那一部小说里，我们可以看到邓平祥更郑重而深广的自我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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