视点：汪老伯打官司(图)

http://www.sina.com.cn 2003年07月16日09:25 贵州日报

汪老伯其人　　金黔在线讯这是个扣人心弦的场景,地点:镇宁自治县顺城街一家旅社里。

　　来自纳雍县的打工青年张永成向包工头任某索要工钱,从争辩到辱骂,以致恼羞成怒的任某喊来一帮打手,拳脚相加,打得张永成口鼻流血,跪地求饶。围观的人群里,无一人敢吱声。正在危急关头,猛听一声断喝:

　　“住手!”

　　人们循声望去,竟是个白胡子老头。任某一看,心里先凉了,知道这好管闲事的倔老头不是好惹的,忙陪着笑脸说:

　　“汪老伯,又不关你的事,何必硬来管呢?”

　　“不开人家工钱还要把人往死里打,我就是要管!”

　　“好,好,你管,你管,我们走!”任某顺势边说边招呼打手们“撤退”。

　　“走?没那么便宜!”汪老头不知从哪里来的劲,快步上前,抓住任某的衣服:“到派出所去!”

　　“你硬要来真的吗?”

　　“当然是真的!”汪老头正气凛然。

　　刚才还凶神恶煞的任某,被汪老头生拉活扯扭送到派出所,围观的群众啧啧称赞:“好个汪老伯!”

　　这便是镇宁县颇负盛名的“怪老头”汪希华。

　　他有很多称谓:“反腐斗士”、“救命恩人”、“顶逆先锋”、“护命贤士”、“济困楷模”、“平民卫士”,等等。反正都是老百姓给的,没有“级别”,也不像“职称”。叫得最多的恐怕要数“平民卫士”了。

　　初看汪老伯,满头的白发,长长的银须,清瘦的脸庞,单薄的身坯。72岁的高龄,你无论如何难以把他与威武健壮的“卫士”联系起来。

　　镇宁自治县城关镇有一条狭窄的小街叫顺城街,街面店铺林立,人来人往。街口不远处一个不伦不类的小旅社,便是汪老伯的家。门边一个直立破灯箱上标着旅社的标牌,正门上一个巨大的匾牌却分明写着“爱国为民”4个大字。门两边的对联是:“反腐败老夫何惧,要国强官清民兴”。“大堂”内不见半点旅社的格局,倒是两边墙壁整整齐齐地排列着一块块匾牌格外醒目。二楼上有间汪老伯专用的“办公室”,堆满了一叠叠资料、“文件”和书籍,那是汪老伯为群众打官司告状用的东西。旅社里没见到服务员,倒是见到几位“老年志愿者”,都是帮他为伸张正义而出谋划策的。他们是:袁学凯,原镇宁县物资局党支部书记兼副局长,退休后主动来承担给他写诉状材料的“主笔”,因汪老伯只读过小学三年级,有胆子有口才但缺少“墨水”,原来的上告材料请人写,一份要花几十元;翟洪德,原国税局稽查队长;卢成举,原兴仁县广播局编辑。他们退休后都成了帮汪老伯分析问题、把握政策的“高参”。夏洪忠,汪老伯的邻居,当过村干部,主要是陪同他各处搞调查。几位老者说,他们是被老汪的精神深深感动了,不愿在家里享清福,来帮他干点这种冒风险的事。

　　“找汪老伯去”

　　汪老伯“卫士”生涯的初次“出道”,大抵是在1986年。一天,从县机电厂退休的汪希华正享受着悠闲而舒适的日子。本厂8名退休工人相约找到平常就敢讲敢说的老汪,反映厂里克扣退休工人应发的部分退休金,每个人少得千把块钱,要老汪带他们去讨个说法。性急的老汪还是冷静查对了有关法规,发现厂领导的处理确实不公,伤害了退休工人的利益,于是带着大家找厂长、找劳动局、找县经委。几个“回合”下来,老人们胜了。劳动局、县经委出面纠偏,每人补还了500多元。大家喜不自胜,异口同声:“老汪,这次亏得你出头。”老汪也格外高兴,似乎第一次发现了自己的“人生价值”,从此便踏上了这条艰险而漫长的“卫士”之路。

　　6月的烈日,将山道上的小石子晒得发烫,两位老人顶着烈日在崎岖的小路上艰难地行进着。走在前边的是汪老伯,后边是他的陪同人夏洪忠。汪老伯头戴黄草帽,脚踏包边鞋,身背大水壶,手拿大蒲扇。这番“造型”,让人会联想到传说中的济公。他们在镇宁县的大山、丁旗、沙子、幕役、斗糯、城关等乡镇走村串寨,已经奔波了3个多月。

　　爬上一个山坳,他们在一块巨石上坐下来,喘口气,喝口水,吹吹山风。

　　“老汪,那电力公司是公家的,告得翻么?”夏洪忠问。

　　“只要拿到了证据,有哪样告不翻的。”老汪满怀信心。

　　原来,老汪接到“举报”,说县电力公司在农网改造中有乱收费、乱摊派行为。而按国家的规定,农网改造中农户只负责入线进家的电线、电表和闸刀的费用。老汪听后非常气愤,决定将此作为他近期的“重要工作”来抓。这不,一天奔波几十公里,早出晚归,就是为了“取证”。夏洪忠说:“为找到田关村的村主任,我们连续跑了3次才找到。有次雨天路滑,下一个小坡的时候,走在前边的老汪一屁股坐下去,摔出两米远,把我吓坏了,赶忙跨前两步把他扶起来。老汪一拍屁股,满手泥巴。伸伸腿弯弯腰,哈哈一笑,说:‘我这老骨头还经跌,走!’”

　　功夫不负有心人,他们终于掌握了大量的“钢鞭材料”————县政府下文电表能用的可不换,但供电局执行的却是通通换,连同入户线和闸刀,一户农民比市价要多收20元。他们挨家挨户地统计,收取农民的“入户费”最多的240元,最少的178元。除了多收费,抬电杆、栽杆、劳务人员的吃喝也摊派到农民头上,每户每天投劳一人,出不了劳的就交钱。两名教师反映,他们除了交240元的入户费,还交了350元的抬杆栽杆费。此外,他们还摸清了收费打白条和农网改造工程中层层发包的问题。

　　汪老伯颇为感慨:收取证据真不容易啊!于是,召集“老年志愿者”们学习文件,研究材料,编写上告书。这时,供电所的一位所长找上门来求情:“汪老伯,你抬个手让过我们,我给你磕头都行!”老汪冷冷地说:“值不得,我只是个普通老百姓,要求情,你找政府求去。”后来这位所长被免职了。

　　在完成了对“下面”的调查取证之后,老汪穿上“三接头”的老式皮鞋,戴上蓝色的工人帽,怀揣“钢鞭材料”,雄赳赳地踏上“上告”之路。第一次,他走进省农网局18层办公室。接待人员还没听完汇报,就拿起电话直接打到镇宁县供电局,说有个姓汪的老者来告你们。性急的汪老伯没等他把“小报告”打完就吼起来:“你这是在作弊,有你这样处理事情的吗?”第二次,他找到省计委接待室。一位女同志耐心地听完他的汇报,接收了材料,表示一定转处,叫他去找找省农网改造局。

　　眼瞅着没有结果,老汪干脆于2002年9月24日上了北京。找到国家计委信访接待处,接待员说她一定把材料转到稽查层层落实,多收农民的钱一定要退。

　　2003年4月19日,老汪再次上了直达北京的硬座车。找到国家计委,上次接待过他的那女同志一眼就认出他来,说:“你就是镇宁县那个告状‘状元’吧?”弄得老汪老脸都有点红了,赶忙说:“我不是‘状元’。状元有职有权,就不会跑到这么远来告了。”女同志当着他的面打电话给稽查叫抓紧督促下面办。老汪说:“下面是在欺骗你们,实际上并没有落实好。”女同志收下老汪新带来的材料,叫他先回去,以后一定给他书面答复。

　　离开国家计委,老汪马不停蹄又跑了老龄委、中央电视台、夕阳红办公室、老龄报社、民主与法制报社,都交上打印好的材料。认不倒路就打的,花掉了几百元。有个单位的人说:“老人家,非典这么严重,你还跑来,不怕吗?”

　　“不怕!我抵抗力强。我是为国家财产不被流失,为减轻农民负担来的,非典再厉害也不会找到我。”汪老答。

　　这次北京之行,汪老伯是引为自豪的:既办了事,又省了钱,而且效率高。

　　21日傍晚,在硬座车上抖了几十个小时的汪老伯提着文件包大水杯步出北京站。“得找个地方好好睡一觉,明天好办事,”他想。

　　走进一个灯光明亮的大厅,他问:“在这里住一晚上要多少钱?”

　　“标间120元,打折的”。

　　“这么贵?”

　　“这是最低价了,老人家。”

　　离开大厅,老人在附近的街道上茫然地踯躅。终于,他找到一家小旅社,讲好20元一夜。

　　走进房间一看,他皱起了眉头:“还不如我们那里的客马店。”老人有几分忿然,却也只好住下。打开老伴煮的盐蛋和腊肉,拿出车上买的馒头,和着旅社的开水,汪老伯大口大口的吃了起来。吃完后和衣躺下,很快便进入梦乡。

　　第二天一大早,他便离开了旅社。偌大的北京城,怎么去?打的!老人一狠心。“这天倒阔,都是小车进小车出的。只办了一件‘私事’,到天安门前照了张像。”

　　奔波了一整天,事情总算办完,老汪清瘦的脸上露出舒坦的微笑,不觉想起临走时老伴的话:“这么大年纪了还跑这么远的路,也不怕万一有个闪失……”“闪失?我老汪又不是第一回出远门,会闪失吗?”他自信地笑了。

　　不料,“闪失”随之便来,只买到返程的站票。“站就站吧,这把老骨头还经得起!”就这样一直站到驻马店,抖得老骨头都要散架了,幸亏一个好心人帮他找了个坐位。

　　“我的辛苦没有白费。”汪老伯说,“多收农民的电损费退了10多万元,安装费退了10多万元,电力公司补交税款还罚款3000元,经理倒台,为国家挽回200多万元的损失,我还得了300元的奖金呢!”

　　县自来水公司在县城水网改造中向居民乱摊派,每户收取100元到150元,还打白条收费,不记账,水网改造好后将水费每吨提高到1元。当时安顺每吨水5角,贵阳2角。汪老伯对照有关法规,查清事实后便请人写好材料往上告,从县到市到省,先后跑了25趟,问题总算部分解决。县监察局下文件纠正乱摊派,自来水公司退回多收居民的材料费3．8万元,县政府下文将水费每吨从1元降到0．8元。

　　镇宁自治县城乡的一些学校向学生每人收取100元的电脑集资费,一些农村学校的家长实在交不起,有人出点子:“找汪老伯去!”汪老伯便深入村寨一家一户调查。有些人家不敢讲,他就耐心地说服动员,保证为家长保密,这才收集到几十张乱收费的收据。汪老伯很高兴,说:“这次是写好上告材料附上收据寄到市教育局去的,没想到局长亲自下来处理,把小车停在我家路口接我一道去解决。结果全县共清退乱收费集资200多万元,光县城实验小学就退了10多万元。”

　　对这类涉及老百姓切身利益的事情,汪老伯就是这样“风风火火闯九州”,从不计较个人得失。

　　古道热肠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汪老伯成了远近闻名的“公众人物”,困境中的人们总会想到这心地善良的“及时雨”。

　　紫云自治县一位农村妇女辗转找到他的家:“汪伯,救救我。”

　　“别急,快坐下,慢慢说。”

　　女人含泪诉说了她的痛苦经历:

　　“我原来也有个温暖的家,结婚后男人公婆对我都还好。哪晓得我命苦,生了3个都是姑娘。男人的脸就变了。限制我的人身自由,经常打骂,不管我们几娘母的生活,还到外面勾上了其他女人,这日子过下去怕只有死路一条了!”

　　“不要怕,有我呢!”汪老伯一脸豪气。为这事,他先后7次跑紫云,多方奔走打官司。结果是法院判决离婚,赔偿女人300元,女儿由男方出钱抚养。女人送了匾牌,逢人便说:“多亏汪老伯救了我们母女。”

　　在汪老伯众多的事迹中,记者触摸到那颗打抱不平的心,还发现了一副古道热肠。

　　一位福建农民就留下了这样一则感人的故事:

　　那天下午,我来到镇宁,给家里发完寄路费的电报,剩下的钱还不够买半碗粉。举目无亲,走投无路,只好在街面上游荡。傍晚,实在饿得受不了,鼓起勇气走进一个小吃店,说明情况,想赊碗粉吃。旁边有人说:

　　“你怎么不去找汪老伯?”

　　“汪老伯?”

　　“就是顺城街那个汪老伯,哪个都晓得。”

　　我找到汪老伯家,话还没说完,汪老伯就喊他老伴:“摆饭!”看着我吃得狼吞虎咽的样子,汪老伯说:“慢慢吃,不要急,吃了就住在我家。”一连几天,我就吃住在汪伯家,汪伯每天都去邮局帮我查汇款。终于汇款来了,我取出两张大票往汪伯手里塞,汪伯死活不要,还吼起来:

　　“哪个人没个困难的时候,你就那么几个钱,路还远,留着路上用,走吧!”说着硬把我推出他家的大门。

　　我是含着眼泪离开的,天底下竟有这样的好人!我当天没有走,请人做了块匾牌,跪着递到他老人家的手里。

　　在汪老伯厚厚的“档案袋”中,记者还翻出两封远方来信,一封来自山东兖州市的陈剑,信中写着“人老心红,正气的楷模”;一封来自浙江衢州的陶裕忠,信中写道:“像您这样的好人实在不多,好人终当有好报。”还盛赞汪老“处处为人处处诚,事事为民事事成”。这两位都是自行车万里行的老人,到镇宁得到汪老伯的盛情款待而分文不收。

　　崔德洪老人感慨地说:“我工作了46年,远没有他这样的荣誉。在他家有100多块匾牌,每块匾牌的后面都有一个生动的故事。我要是会写,完全可以写成一本书了。”

　　“为百姓打赢官司，我心里特高兴”

　　镇宁县狭长的顺城街,隔不久便会出现一次火爆的场面,人们敲锣打鼓,扭着秧歌,抬着匾牌来到汪老伯家的门前。鞭炮声中,向老人表示他们的感谢与祝福,还请人当场录像。此时的汪老伯,手捋银髯,多皱的脸上溢满了灿烂的笑,仿若一位凯旋的将军,完全忘却了100多块匾牌后面付出的钱财、辛劳和艰险。

　　对于荣誉,汪老伯特别珍惜。他告诉记者,作为一名普通老百姓,县委、政府邀我参加考察组到桐梓县考察小康建设,县法院邀请我参加执法大检查。此外,出席县个协会议,获得全市“3·15”打假十佳,两次获县见义勇为基金奖,省地税局还奖励举报偷漏税现金6000元,等等。

　　“不容易啊!”他身边的老者们同声赞叹。他们作过推算,从1986年开始上访起,汪老伯跑北京3次,跑贵阳不下200次,跑安顺就不计其数了。花掉自家好几万元为老百姓办事而不取分文报酬,实在难得。老人们还说,汪老者“犟”得出奇,有人砸破他旅社的灯箱,有人放出话:汪希华这老私儿害得我家好惨,再这样老子就找几个人把他搞掉。还有人上门威胁:哪个都想搞,哪个都想告,是不是活得不耐烦了?老伴劝他,儿女埋怨他,可他照样“我行我素”。

　　有位哲人曾说:历史有时会捉弄人,常常跟人们开玩笑,本来要走进这个房间,结果却走进了另一个房间。本来该坐享清福的汪老伯,真的就走进了“另一个房间”。

　　当记者问及“究竟为什么”时,汪老伯快人快语:“想下来也不为什么,只觉得为老百姓办成一桩事情心里就特别高兴。我想,若干年以后,人们还会记得,镇宁县有一个敢于伸张正义为民办实事的汪老头,如果写县志,应该记我一笔。”末了,还抛出一句掷地有声的话:“只要还有一口气,我就要继续干下去!这条路,我要走到死为止!”

　　多么朴实的追求,多么震撼人心的铮言!凝视着汪老伯那雪白的胡须和消瘦的双肩,记者不禁要问:这么重大的社会责任,就该您这年愈古稀的老人来挑么?汪老伯,您还能挑得起吗?

　　近日,汪老伯身边的“老年志愿者”里,又添了新成员————原县编委办主任、当过副区长的退休老人张文礼。老人们多年来已积累了较丰厚的“家底”,光资料袋就装了10多份。他们是铁了心要继续“风雨兼程”。

　　7月流火,汪老伯又带着两个人风尘仆仆地赶到报社:“记者,我们又来上访……”(赖龙光左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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