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项制度最终能否称之为“好制度”，关键要看它能否经得起时间的检验，能否在“制度”存续的时间内通过不断完善与时俱进，从而不间断地为民造福。就像“收容遣送条例”那样，当初设计者的初衷恐怕也不见得就想把它搞成“恶法”，用它去残害农民。然而，在运行中、在漫长的时间检验中，“收容遣送条例”背离了设计者的初衷，最终演变成为“恶法”，成为少数人残害人民的“邦凶”。好在国务院及时废除并颁布了新的《救助办法》，才避免了更多人间残剧的发生。

　　同样地，让我们重新审视一下“干部异地任职”制度。

　　事实上，早在封建王朝时期，为防止官员结党营私等弊害，就坚持地方首长的属籍回避制与三年一届任满轮换制度。唐朝制定了较完善的《回避条例》，不许官吏任“本郡州县及邻本郡县官”。起先提出“三百里内不为官”，后又改为“五百里内不为官”、“千里内不为官”，还有“南人北官，北人南官”的规定。明朝把全国分为三个大区，“定南北变调用人”。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期，为使领导干部摆脱人际关系的羁绊，更好地履行职务，作为加强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建设的重要措施和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干部交流”制度应运而生。

　　在过去，领导干部异地任职好处可以列举出很多很多。例如，可防止政治上的拉关系，寻靠山，攀龙附凤；组织上的任人惟亲，“近水楼台先得月”，“一人得道，鸡犬升天”，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经济上的拉拉扯扯、投桃报李、行贿受贿，等等。然而，在“朝发夕至”、“千里江陵一日还”、“天涯若比邻”等早已不是诗人们充满幻想的浪漫之时；当飞机、火车、汽车等现代交通，手机、可视电话、因特网、电子邮件等现代通信演绎“近在咫只”的神话之时；当“地球俨然就是一个村”之时，当人流、物流、信息流进入比特时代、竞想迸流之时，猛回首，人们的“社交圈”早已今非昔比。在这种情况下，干部任职“异地”与否显然已没有太大的意义。

　　事实上，经过十几年的运行，干部“异地任职”制度，其“利”是否全部涌现尚需继续观察，其“弊”日益显现却是不争的事实：

　　干部“异地任职”，加重了干部的“短期行为”。由于现行制度要求县委书记、县长、组织、纪检等部门的主要干部，一般不得在成长地任职。于是，一县、一市所有“公共事物”的决策大权全都拱手让给了外地（干部）。决策层中，本地干部、群众的不同声音则极其微弱，几乎到了无足轻重的地步。由于多数“异地任职”的干部，从报到之日起，就盘算着何时升职或平调回城，因而根本就没精力、也没时间去做那些“前人栽树，后人乘凉”等费力不讨好的“潜绩”。而是热衷于搞那些能够早出政绩快出政绩、花里胡哨的所谓“显绩”。于是，“形象工程”、“政绩工程”、虚报浮夸，甚嚣尘上屡禁不绝。一任一个“新思路”，任任都有“新举措”。今天让农民养羊、明天又让农民养牛，只要政绩需要不惜民力财力，搞得农民无所适从，成为加重农民负担、劳民伤财的公害之首。

　　干部“异地任职”，给腐败分子以可乘之机。按照设计者的初衷，干部异地任职可以摆脱人际关系的羁绊，自然地“跑官买官”等腐败问题也应该少之又少、甚至于绝迹。然而，事实远非如此。由于现代交通、通信工具快捷如飞，往往是干部异地任职消息刚一披露，同学、战友等旧有关系瞬间就被激活，关系网随即编织而成。可见，“异地任职”制度不可能、也不会使交流干部完全摆脱人际关系的羁绊，轻松地履行职务。相反，由于异地任职，少了成长地群众、邻里乡亲的监督，少了家庭、道德方面的约束，而且只要任内“作奸犯科”不被当场拿获，多数腐败分子的犯罪行为会随着再次异地为官而灰飞烟灭，一些异地任职的干部变得肆无忌惮。事实上，由于异地任职，买官者可到干部的“老家”行贿，从而有效地避开了“工作地”组织、群众的监督；由于异地任职，某些耐不住寂莫的异地任职干部之“性交易”能成功地避开“生长地”，从而躲开了家庭的监督；由于异地任职，干部对造成严重后果的“形象工程”可以不负任何责任……由此可见，与本地干部相比，异地任职干部的腐败行为更具隐蔽性、也更难监督，对工作失职责任则更难于追究。江西省原副省长胡长清、湛江海关原关长曹秀康、河北省原副省长丛福奎等腐败分子“财色双贪”最终走上绝路，都是从异地任职耐不住寂莫开始的。据报道，广东省近年查处的100多起腐败案中，几乎每个贪官必有情妇。可见，干部异地任职若没有相应的保障措施，则很有可能加剧“财色双贪”等腐败问题。

　　干部“异地任职”，使人大监督空洞化。近几来，在不少地方，每逢换届，上级对所辖区域的干部都要进行一次调整，之后再进行选举。干部“异地任职”，权力来源于“上级任命”，强化了对上负责，弱化了对群众的服务意识。人大选举成为“形式”，使得人大对政府官员的监督职能形同虚设，代表职务则成为纯粹的选举工具。

　　干部“异地任职”，加大了行政成本。由于干部交流范围充其量也就是一两个小时的车程，于是，一些交流干部整日在“工作地”与“生长地”间穿梭，成为名符其实的“走读生”。为栓心留人，解决交流干部的后顾之忧，几乎所有的地方政府都在食宿、交通工具、娱乐设施等方面进行了大量的投资……所有这些，毫无疑问加大了行政成本。

　　………

　　简言之，干部“异地任职”制度凸现的弊端，在不少地方已经成为群众诟病最多的制度之一。

　　《中国共产党党章》明确规定，党除了人民群众的利益，没有自已任何特殊的利益。胡锦涛同志在七一座谈会上指出，坚持“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核心在于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大量事实表明，干部制度的成败，关键不在于“异地任职”与否，而在于真正有效的监督。日前，中央颂布了《党政干部选拔任用监督检查办法》，使得干部选拔任用监督工作有章可循。只要我们坚持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强化监督，就一定能够解决干部“异地任职”出现的种种弊端，进而探索出一条干部选拔任用监督工作的新路。来源：人民网（责任编辑：郭亚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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